从“半边天”到删帖销号：中国女权的崛起、消退和未来

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不仅是一句对性别平等强有力的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遗产。

然而几十年后，中国女性所面对的现实却与这句宣言相去甚远。

如今，中国女性在职场、政治和家庭中都面临着歧视。近年来，女权运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

不过，如今认同自己为“女权主义者”的中国女性，恐怕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

社交媒体成为当代女权的重要平台
今年27岁的郭佳目前在悉尼学习。她说，自己是在中国北方的一个 “非传统”家庭中长大的。

一个穿着红色上衣、戴着眼镜的女性面对镜头微笑。
郭佳是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系博士候选人。(ABC News: Samuel Yang)

在她的家庭环境中，承担更多家务的是她的父亲，而母亲则主要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我的家庭中所有的女性都是属于在职场上的女强人，”郭佳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电视节目《今晚中国秀》（China Tonight）。

“我觉得女性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郭佳回忆，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是在2014年。当时她在中国读本科，所在学校的学生论坛上出现了一条厌女评论。

“有一个男生说，在图书馆里有些女生穿得很暴露，影响他学习。”

当时在学生报社工作的她决定写一篇文章，指出这条评论的问题。

“那是我第一次用‘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在这样一个比较公共的平台去发声。”

郭佳表示，尤其是在许多社会运动都被噤声的当下，社交媒体成了女权主义者们表达对家庭和恋爱关系的看法、倡导自身权利的重要平台。

中国女性对女权观点也非常多样，“激进派”和“学术派”皆有，但郭佳说，“自由派”女权是最被人熟知的一派。

“她们之前是搞过很多的线下活动，比如说‘占领男厕所’，穿着那个染了红色的婚纱去抗议家暴，她们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压，”她说。

“我个人认为女权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不管你认不认同，不管你持什么样的观点。”


网络上“消失”的女权声音

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女权运动的空间一直在被压缩。“女权”和“MeToo”都被认为是敏感词，并遭到网络审查。

今年年初，中国政府也开始加大力度消灭女权主义的声音。在微博和豆瓣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几十个女权账号被突然关闭。

今年32岁的李麦子现居北京。她是知名的女权主义者，也是被打压的对象之一。她的微博账号在4月底被销号。

一个女性手举着一个标语：捍卫女权、快乐三八
李麦子说，中国的女权运动从2015年后变得政治敏感化。(Supplied: Li Maizi)

她告诉ABC：“我们的言论不仅被删除了，而且我们的账号直接就在网络上消失了。所有关注我们的人现在就看不到我们的账号了。”

“它让你灭绝，就是在新浪微博上社会性死亡，这个是比较可怕的。然后新浪微博还点我的名，说我就是煽动仇恨。”

根据微博给出的提示，李麦子的账户发布了“违法有害信息”——而她本人则强烈否认这样的说法。

中国当局和一些网络平台声称女权主义者和女权活动人士会扰乱社会秩序。他们以此为打压行为辩护。

李麦子是“女权五姐妹”中的一员。在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夕，这五位年轻女性因策划“公交车反性骚扰”行动而遭到拘留。

由于来自国际社会的外交和媒体压力，当局在37天后又释放了她们。

李麦子说，在当今中国，“女权主义”一词已被高度政治化，也因此在网上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我在他们的眼里，我就是个港独分子…… 就因为我跟一个有可能发表过一些与香港占中运动有关言论的人有合照，就挺好笑的，”她表示。

“这种舆论是在用这种政治谣言来污名化女权主义者做所有活动的合理性。”

“基本上大家都不敢去组织活动了。”

在“惊人”进步后，女性权益出现倒退

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漫长而复杂。

从19世纪末开始，妇女为赢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积极反抗清朝帝制，积极参与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的革命中。

许多女性在一栋建筑物前聚集，手持标语抗议

1921年广东女界联合会组织数百名妇女进行参政大示威。

到了二十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政府亦推进了其他法律改革。妇女有权提出离婚，也有权自由选择伴侣。

作为20世纪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妇女在中国共产党中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为中共争取到了来自城乡地区妇女的广泛支持。

在抗日战争中，妇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性扮演的角色包括士兵、宣传员、救护人员和募捐者。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击溃了国民党上台后，也保留了妇女权益方面取得的成果。新社会的稳定秩序也使更多妇女能够行使她们在婚姻、就业和财产所有权方面的合法权益。

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荣誉教授路易丝·爱德华兹（Louise Edwards）过去四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和妇女运动。

一名穿着教授袍的白人女性在讲台上发表演讲

路易丝·爱德华兹教授表示，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在妇女权益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共产党的执政模式仍深植于父权思维中。(Supplied)
她告诉ABC，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在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她表示，女性的境遇从缠足、被困家庭，一步步走到了能够接受教育并拥有经济自主权。

中国也率先提高了妇女的参政配额，帮助女性获得了更好的母婴保健、避孕和堕胎服务，也推进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实现。

爱德华兹教授表示：“这是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社会变革之一。它影响了家庭内部关系和社会结构。”

“[中国女性]已经从封闭的家庭空间走到了科学、商业和文化等众多领域中，成为了这些领域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领导者。”

“在二十世纪50年代，如果你是一名在政府和国有部门工作的女性，你便可以享受产假和哺乳假。这些举措远领先于当时的澳大利亚。”

但爱德华兹教授也表示，尽管中国共产党确实以“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的口号促进了妇女权利的发展，但共产党运作的模式却仍深植于父权思维当中。

“他们仍然认为男性才该是‘真正的’掌权者，女性只能是助手或副手，”她说。

“1949年后，女权的成果是通过在党内官僚机构中的工作，尤其是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的工作来保证的，而非通过更广阔的民间。”

“所以，只要不威胁到共产党和党的政治目标，而是积极支持，女权就会被认为是好事一桩。”

但是，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早期在妇女权益方面取得的成果便逐渐开始瓦解。

爱德华兹教授说，妇女参政配额之后被废除，工作场所和广告中的性别歧视开始变得普遍。

同时，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仍由男性主导：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一人是女性，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女性成员也只占四分之一。

而且，中国在全球性别平等方面的排名也在逐步下滑。

200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性别差距指数排名（Gender Gap Index）中位列第57名。十年多后的今天，它已下降到了第107位。


中国#MeToo运动为何裹足不前？


2018年，一名在北京的大学教授被控在十年前性骚扰其博士生。

这一备受瞩目的案件引爆了中国的#MeToo运动，许多大学生都联署反对校园性骚扰，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

同年，一连串的#MeToo事件席卷各类公共场所，女权运动成果初现。去年7月，中国首例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胜诉。

但是，根据英国纽卡斯尔大学（Newcastle University）中国女权主义和媒体研究的研究员艾特曼·彭（Altman Peng）的说法，在那以后不久，运动的势头就消逝了。

“在女权五姐妹[事件]后有过一些声浪，但后来也被压制住了，”彭博士告诉ABC。

“到了最近，#MeToo和反性骚扰运动也通过网上传播吸引了公众注意，但这些目光也很快在审查制度的影响下消失。”

彭博士说，根据他的研究，“中国中产阶级的男性知识分子看上去往往非常厌女，他们认为女权主义的诉求并不重要”。

“看到中国女权没有得到中产阶级的充分支持，其实是让人失望的。”

49岁的吕频现居美国，是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二十多年来，吕频一直在倡导妇女权利。

吕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女权媒体平台《女权之声》的创始人，2018年该平台被强制关闭。

她说，在中国公共空间不断压缩的背景下，网络为女权运动提供了一个替代空间，但它仍然有其局限性。

“我始终认为，在一场社会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身体力行，”她说。

“在线上的活动中，人们之间的联系被削弱的，对于社会运动来说，必要的信任度是不足的。”

“不过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在中国，这个替代性的空间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主战场。”

吕频表示，虽然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制，但希望仍然存在。

“今天有比以前多得多的年轻人认同她们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今天在中国社会关于女权主义的辩论前所未有的激烈，”她说。

“美国的#MeToo里面有很多的明星名人的参与去扩大这个运动的影响力，中国#MeToo的参与者是千万无名的女性，里面没有明星。”

而对郭佳来说，找到中国和西方女权主义的连接点亦至关重要。

“从最根本上来讲，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我们都在挑战现存的、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一种秩序，”她说。

“我希望在中国的女性，包括其他所有边缘化的人群，都有机会获得能见度，在公共视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