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守的文化 刘路新 朋友和我谈起留守儿童的故事。 安徽望江县，一名留守少年接到妈妈的电话，说今年不能回家过年，挂上电话，少年在屋外的厕所里自缢。 湖南衡阳县，12岁的留守女孩陈晓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毒死了另外两姐妹，感觉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还问陪同的老师，明天可以回去上学吗？ 有统计说，全国有6000万留守儿童，每五个中国孩子，就有一个。在农村，三个孩子中，便有一个是留守儿童。 由此想到那些留守的老人。近些年回乡时，看到村边的沟渠旁，树林边，颇有些孤独的老人，住在简陋的窝棚里，等待死亡。 民政部的统计说，中国农村有近2000万留守老人。 武汉大学的社会学家刘燕舞在湖北京山县做田野调查时，乡亲们告诉他，他们那里的老人“就没有正常死亡的”。 一对老年夫妇，约好了一起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家属也并不送医。第二天，家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一旁观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一位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七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七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社会这辆车拐弯时，有些人被挤到边缘，有些人被抛出车去，他们多是弱势人群，农村的留守儿童和老人，就属于这一类。6000万的留守儿童，加上2000万的留守老人，即使在中国，也不是个小数目。而社会加速拐弯，抛出去的人就更多！ 社会需要粘合剂，把每一个人，把每一个人群，粘合在一起。在传统的中国，两千多年来，是儒家文化，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属于伦理道德的东西。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乡绅、地主、家族、祠堂，四书五经和科举制度，等等。 这些东西，在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被打倒了，代之以各种的思想和主义。 这些思想和主义，在1949年后，人民公社时，达到高潮，主义是马列主义，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还有很多的理想，如赶英超美，一大二公，解放台湾和全人类，等等，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书记、党委和团委，妇联主任、民兵营长，和一个接一个的运动。 后来，随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公有制没有了，用什么来继续粘合中国的基层社会呢？主义和思想没了，有人想回归传统的文化，修族谱，建祠堂，等等。 在政府层面，变化则更为频繁，从闷声发大财，到“奔小康”，到“中国梦”，到“世界老二”，等等。这些个东西，一是太空，二是太远，更重要的，它们没有什么代表人物，特别是能让基层的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代表人物。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驱动下，农民进城打工，脱离乡土社会，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重构，社会的变迁在加速，在这一过程中，留守的儿童和留守的老人，就被甩了出去。 那么，我们还有多少留守的文化？还有多少留守的价值传统和伦理规范？ 历史学家余英时7岁的时候，回到老家，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住了九年，这一段乡村生活的经历，让他对中国传统社会有亲身体验，影响到他对历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见到家里的佃户，远远地就要鞠躬行礼，因为这个佃户是本族的长辈。和舅父一起去收地租时，看到农户脱粒，脱一半，留一半，以减少收成，减少交租，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佃户。 我小时候的农村，也是这样。 在我们村，四百多人，半数以上的姓刘。所有姓刘的，都是一个家族，半个村庄，是一个家庭。 到了谁家，都可以跑去锅屋，掀开锅看看，里边有没有吃的东西。天晚了，在谁家都可以找个地方睡觉。 尤其是冬天，几个小伙伴一起玩，一起睡，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不知不觉，冬天就过去了。 家族中的任何一位长辈，兄长，都会给你讲一些待人接物的礼节，做人的道理，如果做错了，谁都会骂你，教育你，教给你改正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 这是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 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之为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粘合剂是伦理。家族的长辈，乡绅，地主，负责教育孩子，修路架桥，调解邻里纠纷、婆媳矛盾、负责交税纳粮。 梁漱溟认为，自秦汉以来，在中国的底层社会，就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伦理本位把家庭关系推广到社会、商业、官场，以伦理组织社会。夫妻、父子、兄弟，要钱财共享，朋友间经营商业要利润共享，治理国家要爱民如子，邓小平则说他是人民的儿子。 职业分途是指士农工商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和对立，可以互相流动。梁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阶级划分不明，上下流转相通。 为此，梁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有过激烈的争论，那是1938年。毛当然认为中国是有阶级的，也是有阶级斗争的，而且，毛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因为他先验地认为农村基层社会必然有阶级，从井冈山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后来的“土地改革”，也就人为地制造出对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来。 梁则一直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直到1984年，还撰文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不过，1949年后，随着公有制的形成，人民公社的出现，粘合了中国基层社会上千年的东西，就消失了。 首先消失的 ，是地主和乡绅，然后是家族和祠堂，家规和族规，随之消失的，是礼义廉耻、忠孝节义这样的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在“破四旧”的基础上，要从政治和制度的统一，过渡到文化和思想的统一。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就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生产队既是基层政权，也是生产单位。 干部取代了乡绅，队长取代了族长，政治取代了一切。 书记管理一切，从口粮的分配，到婚丧嫁娶，婆媳矛盾。除了书记，还有整个的干部班子，包括团委书记、妇联主任、民兵营长、等等。 在基层中国，他们填补了地主和乡绅留下的空白。 社会的治理，也是一竿子插到底。从前的“皇权不下县”，就消失了，运动来的时候，《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大喇叭一广播，从中南海到小村庄，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全社会就动员起来了。 整个中国，从北到南，从上到下，以最快的方式趋同。方言慢慢消失，讲普通话的越来越多，各地的风俗习惯也逐步改革，越来越革命化。 到后来，1980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变回了乡，大队变成了村。公社书记成了乡长，大队书记成了村长。 曾经风行一时的主义和思想，渐渐被人忘记，可是，却无法再回到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那条道上去了。修族谱，修祠堂，没用。儒学热，国学热，提倡复古主义，倡导王道政治，也没用。 中国的基层社会就空了，没有什么东西填补了，没有思想和信仰，也没有任何的行为约束了。 同样回不来的，还有人与人之间 的温情，以及家族乡亲间的互相关怀。 留守儿童就是这样产生的。 他们的父母去了城里打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房子住，没有学校读，他们只好留在村里，成了“留守儿童”，和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等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每年春节回来一次。 这些留守儿童，就在这个真空里漂浮，像是秋天里的蒲公英。 同时留守的，还有年迈的父母。有的被孩子踢开，有的很不情愿地，搬到村子外边，搭个窝棚，独守残年。 再回到社会学家刘燕舞的让人触目惊心的关于农村老人自杀的研究。当生活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目标和盼望，还有什么可留恋？！ 而且，没有信仰，既不信上帝，又不信来生，更不信报应，生活只剩下眼前的苟且，和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 时代在急剧变化，社会在迅速转型，每个人都在狂奔，自顾自地狂奔，他们甚至来不及看一眼那些被抛出去的老人孩子，更不要说想办法拉他们一下，让他们留在车上。那些留守的儿童和老人，就是被这个时代和社会抛出去的人。 同时被抛弃的，还有我们的文化，看看那些留守的儿童和老人，就明白，传统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没有多少留守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