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胎”政策聊开去
墨尔本：张培强
中国目前推出了三胎政策，鼓励年轻人多生孩子，原因是中国已经步入了老龄社会。 这一政策一出台，就看到网络上议论纷纷。议论最多的就是在现在这种房价飞涨，物价日高，工作不易的状况下，年轻人生了二胎三胎，怎么抚养的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年轻人不想不愿多生孩子，一方面固然是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是时代的问题。时代发展到今天，科技高度发达，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年代那种“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的旧思想旧观念，已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被人们所轻视所抛弃所忘记。不肯生，不愿多生孩子，事实上，是伴着现代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和人的文化水平也有关系；往往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夫妇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妇不愿生孩子，即使是生了，也不会多生。就拿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吧。当初我们这批来澳的华人，我们中有的在中国就有婚姻，但碍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就是一个孩子。当我们拿到了身份后，可以多生子女了，有人就生了，但最多也就是再生一个，不想多生的。而在我们后面移民的中国学生，结婚了，我看他们都也就是一个两个孩子。但你去看看那些住在政府楼的非洲裔人，孩子倒是一大堆。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还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就有了对这一政策质疑的声音。那时候的我还在大学读书，我们的一个老师——刘柄福，他原是历史教师，以后他转去搞社会学研究。在那时的中国，社会学还只是一门刚刚起步的学科。当时，他在给我们上历史文献课。在课堂上，柄福老师除了授课，他还会经常和我们谈论一些社会上的问题。关于当时国家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柄福老师曾经就讲到，这个政策不能长久实行，因为它会给国家的今后带来许多负面问题，如独生子女的教育成长问题，参军的问题（因为中国不是实行义务军役制）男女比例的问题等。 现在我看资料，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于1978年正式写入宪法；1980年，在中央召开的五次人口座谈会后最后确定，那就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也就是国策。 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在中国许多城市就已经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而且下面基层干部执行得很严格，严格的带有点偏颇、极端。我就亲眼目睹见历过这一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我中学应该是1971年毕业的。那时候没有高中，中学三年，但我们这一届被推迟了一年毕业，成了四年。所以在上海中学历届生中，没有71届，70届下来就是我们72届。 这多出来的一年，让我们去工厂农村，接受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半年“学工”，半年“学农”。我们是上半个学期“学工”（暑假以后9月份开学，到年底）； 下半个学期“学农”（从第二年年初开始直至暑假）。 我们的“学农“开始于1972年年初。还在新春期间，“年”还没有过完，我们就被要求提前下去上海郊县的农村，开始我们的“学农”。原因是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期间，他会来上海看看。上海被要求尽可能地减少在市区内的人数。 我们班下乡后，被分成四个组，每组男女同学搭配，分别在四个不同的生产队，居住于不同的村庄。 生产队提供给我们专门的居住房，我们一个组十几个男女学生，就过起了小集体的生活。我们自己购物，做饭，还要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出工做活。 生产队长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廋廋的，脸上骨嶙嶙的，没有肉；他不苟言笑。但有时候当看到我们也挑起了六十多斤的担子走起来时，他也会露出赞许的微笑。 生产队出工时，所见年轻和壮年的男人很少，也许都出外去城市去县办社办工厂做工了吧，所以大都是些妇女。但有一个年近三十来岁的男子，他很壮实，但他那张脸长得就像图画中显示的“中国猿人”一样，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猩猩”。“猩猩”不和别人多言语的，只是见他闷头干活，而别人也从不和他多搭讪。 一次，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出工去割地里的草头，割了做饲料喂猪；有的干脆就割了做地里的肥料了。这绿油油的草头，上海城里人是用来当素菜吃的：放在油里一炒，真的是很鲜美的。于是我和我同学就向队长提出，我们需要一些草头做菜吃。 队长说，这草头已经是长得太老了点了，但他同意我们的要求，要“猩猩”和另一个社员特意割一些草头顶部的嫩头给我们。 那天风很大。“猩猩”突然想到要抽烟。他含了支烟在口里，取出盒火柴，迎着风把火柴给划燃。然后就在火柴的火舌被风吹着，倾斜着，很快就要被熄的一瞬，他的烟凑到了火：烟着了。 我们在一旁看着这短暂的一幕，佩服的不得了。 但就是这么个从不生是非，活着就是干活生存的社会最简单最普通的人，最后竟也惹上了是非。说的更直接一点，是是非找上了他。 “猩猩”结婚了，有个老婆。他老婆廋廋小小的，感觉好像和“猩猩“的年纪差了一大截；看他老婆就是属于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女人。之前，“猩猩”和他老婆已经生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猩猩”这样的人，也是没有很多文化的，但老的，旧的“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却是深深地影响着像他这种社会底层的农民，根深蒂固。 正是这样，“猩猩“的老婆有了第二胎。 那时候，正是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提倡“只生一胎”的时期，地方各级干部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 我们“学农”生产队上面的领导层是公社，公社那个专门负责妇女工作，也是负责计划生育工作的女干部，是个身高不高，但长得很端庄清秀，又令人感觉很成熟的二十多岁的女子。现在当我再回想起她当初留给我的形象，我会觉得她很像一个人——向警予，中国共产党的女先驱。 她对工作肯定是很认真负责的。她很快就知道了“猩猩”老婆的再怀孕，于是她就对“猩猩”展开了劝说，要求他响应国家的号召，放弃他老婆肚里的这一胎。而且我现在也在想，也许当初各个地区部门都有标准要求，不能让自己工作的地区部门出“差错”，出现这种违反政策的事例。 “猩猩”当然是不肯答应的；在这件事情上，你是没法和他谈的。 这女干部看在“猩猩”这里是无计可施，于是就把眼光转到了“猩猩”的老婆身上。“猩猩”老婆是那种没有文化，胆小怕事的小女人。女干部于是就抓住一个“猩猩”不在家的时间，去“猩猩”家，对这小女人一番大道理的劝说，结果把这女人搞定。女干部趁热打铁、“速战速决”，当天就带着她去医院，人工流产，打掉了她肚里的这第二胎。 当那女干部陪着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后的“猩猩”的老婆回家，“猩猩”已在家。他得知事情已是结果成这样后，他一下子失去了理智，他动手打了那个女干部。 当时我们男生的住房是一个大的通铺，是坐落在村庄的最外面，紧靠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大道。 那天我们没有去做工，中午的时候，就见村口站立着一些人。有一个年近三十岁的男子，长得相貌堂堂，很严肃很成熟的模样，看上去，就是个干部。那些人好像都围着他。他就是那个女干部的丈夫，是公社的负责干部。 其中，还有两个长得很俊朗的小伙子，两人都是膀大腰圆的壮汉，说是双胞胎 两兄弟。他们是女干部丈夫的弟弟。这两个小伙子的强壮有力是远乡近邻出了名的，他们的绰号是“二百斤”，就是说他们能挑二百斤的担。记得他们当时站在那儿放狠话，要为他们的嫂子出气。我猜想，他们也许认为“猩猩”在这村里有亲戚朋友，会出来帮他忙，所以他们在这村头示威：别搞错了，她可是我们“二百斤”的嫂子。谁有能量，就来较量。 到了下午近傍晚的时候，来了一辆警车，把“猩猩”给押走了。“猩猩”临上警车前，对他老婆这么讲，“我走了，我要去坐牢了，你自己好好照顾你自己吧”。 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们半年的“学农”结束了，我们离开了这个村庄。对于“猩猩”最后到底怎样了，他受到了怎么样的处置，我一概不知。再说那时候的我只是个行将毕业的中学生，我不会有意去了解这些。现在我分析，即使是在当时那个时候，“猩猩”他违反政策又涉及殴打干部，但我认为，他的这些“罪”也不会象他讲的令他去“坐牢”。 仔细算来，这件事已过去了要将近五十年了。我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的澳洲，那么给警察押上警车的肯定不会是“猩猩“，而是那个女干部；而如果是发生在今天的中国，那个女干部也一定会被人告上法庭。但事实是，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今天的。 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显现了出来，国家也就相应地调整改变了它的人口政策。从当初的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到允许生“二胎”，再到目前的鼓励生“三胎”，让人不得不慨叹：这世界变化太快。 前些天，我在视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德国一对夫妇将他们的两个受精卵存放在一个新人类公司的孵化器内，他们然后拿了公司给他们的一大笔奖金去周游世界。六个月后，他们回到公司。公司工作人员打开内里已“成熟”了的孵化器的锅盖，一对男女婴孩露出了他们的脑袋。 我想，这也许是人类以后繁衍后代的手段。如果是这样，那还要担心什么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你想要几胎，就会给你“生产”出几胎；而且是不用十月怀胎，六个月就成熟，“呱呱落地”。 但随之而来的就一定会是人类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伦道德的改变。面对这些，人类作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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