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出国记

·陆思良·题记：某个年代知识分子内心“分崩离析”的故事，并非努力追忆，而是机智重现。　　** 一个模棱两可的、有点感伤的结尾──　　上世纪90年代初，某年某日夜晚，新加坡樟宜机场。　　罗小乐下了飞机，办理了入境手续，走进灯火通明、熙来攘往的机场大厅，一下子有些昏眩，第一次出国的新鲜感在心头油然而生──他的旧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谁说过的，博尔赫斯？“返回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他跟着人群来到一条行李带前，等候自己的大件行李――不必等候，这是一个高效率国家的高效率机场，他的行李已经被工作人员从行李带上提了下来，放在旁边的空地上。此时此刻，罗小乐觉得自己也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提起又放下，从地球的一边飞落在了地球的另一边，这也是一块生疏的“空地”，自己首先就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他记起刚刚在飞机上从靠窗座位上注目望向舷窗外的太空，皎洁的月光下，厚实的云层像一排排明暗亮闪的浮雕，神态肃穆，晃动错位，那分明是对生命某一片断的总结或预示，所有人的生命，每个人个体的生命。当时他想，飞机就这样永远停留在空中该多好啊，那种总结和预示也就都停顿凝固了，只剩下时间上的“永远”。那样想着，他兀自一愣，回神转首，忽见旁边坐着的那位蓝眼珠老外在朝他莫衷一是地微笑，天啊，蓝色为什么那么纯洁，又那么邪恶？　　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有点感伤的结尾。　　** 人到了一定的地步真应该戒了──　　出国前，罗小乐在上海某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的机械工程系任讲师。　　那年罗小乐出国去新加坡是在11月。10月的某天下午，罗小乐和他的导师纪孝宽教授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闲聊，实际上不是闲聊，罗小乐是在听教授透露前个星期机械工程系的学术委员会开会评审他的副教授职称的一些详情。教授提到，评审会议上有人指出，罗小乐经常在黄昏时和他的女朋友手牵手在校园里散步。听了这话，罗小乐脸色马上不好看，尽管他不愿意师生关系变成脸面关系。他不明白，他和女朋友散步与他能否升任副教授有何关系，也不明白教授转达这种“闲言碎语”的用意。不过，那天下午听到这事，脸色不好看归不好看，对于升不升副教授罗小乐已经无所谓了，他即将出国，他的心思早就飞向国外。其实，应该是他的导师纪老爷子有所谓，教授故意没有明说，那“有人”是指学术委员会里许多糟老头委员中的一个呢，还是列席会议的系党总支书记段生生。　　罗小乐记得，那时，纪老爷子刚刚戒烟两周，说起一些人和一些事就像是在回味扔在抽屉角落里抽了小半包而不再抽的劣质香烟；而纪老爷子还感到，自己之担任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就好比是一根再也起不了作用的发潮的火柴，那位列席会议、能说会道的系总支书记段生生才是一只铮亮的新款打火机──人到了一定的地步真应该戒了。　　一个月后，罗小乐离校出国了，他的副教授职称评定结果仍未明朗。　　好多年后，那次同纪教授的闲聊还铭记在罗小乐的心里。他觉得教授那时是以那样的方式最终“开除”了他这个学生。即使他够格升任副教授，那最多也只是维持脸面关系的“学术筹码”。　　如若撕破脸面，那真是直接进入人道主义的境界了。　　** 凡事的前因后果往往是强加于人的──　　凡事的前因后果往往是强加于人的。　　忆往昔，80年代初，罗小乐本科毕业，考取了本系硕士研究生，而且将跟着著名的纪孝宽教授，成了有培养前途的“专业苗子”。系里负责学生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段生生专门把罗小乐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那些年，“上头”理论上号召党员干部要年轻化、专业化，但“下头”在实践上置换了概念，结果变成反过来了――年轻的专业的要党员化干部化。段生生五十出头，身体的非机动板块，就是脸面脖颈肩膀胸膛那儿很有气派，是一件厚重呢大衣或一架大屏幕电视机那样的掌握了分寸又拥有室内架势的气派。此人说话的话音发亮，像大号手电筒的灯光，能够照见并搜寻别人内心的角角落落（相对来说，作为谈话对象的那些人的内心都是小号的）。那次见了面，段副书记先打过招呼，说是和罗小乐“话家常”，没别的。没别的，只是在拉拉扯扯的谈话快要结束时，大号手电筒的灯光顺势开导罗小乐，要求他积极靠拢党组织，鼓励他今后定期写些学习体会或是思想汇报之类，和组织（领导）多做交流。谈话整个过程中罗小乐基本上只是听，没怎么出声，可是，当段副书记魁梧地站起来和他握手告别时，他突然仿佛药物过敏发作，对领导同志刚刚提出的开导和要求说了一些婉言拒绝的话，而且言简意赅，使得大屏幕电视机哪怕不用天线都可以清楚接收到他发出的错误信号。听了罗小乐不识抬举的抬杠，段副书记当场笑笑，站姿没有丝毫改变，只是很知轻重地拍拍罗小乐的肩膀以示并不介意，不过，那件“呢大衣”不易觉察稍纵即逝地抖了抖，严格说来，是在胸腔的第二颗纽扣部位。　　过后，罗小乐仔细想想这事，自己这么任性，对于自己作个交待，好像也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后来他就为他的没有理由的任性付出有理由的代价了。其中一个后果：高等学府里的一个要害节目就是，选派公费留学的候选人，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首先是由各个系的党总支把关钦点，党总支自然倾向甚至于明确规定，公派出国的非要党员不可，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先决条件，罗小乐就理所当然被始终排除在“公派”名单外了，要想出国就只能搞“自费”。而段副书记在那次谈话半年后即升为正书记，更气派更掌握分寸更兼有室外架势了。段书记一做好多年，看来不会动窝。每次在校园里看到罗小乐，段书记总是异常热情地打招呼，他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诉罗小乐，他的“胸腔的第二颗纽扣部位”还牢牢记着以前的那笔账。　　** “教授”职称的花样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机械工程系本科“金属切削理论”课程的年终口试正在工程馆的402教室进行。　　有两个班总共约五六十位学生参加口试。渐渐的，考累了，每当一个学生口试完毕后离去，另一个学生走进402教室之际，主考的陈正英教授总要不加掩饰地打一个大哈欠，坐在他身旁做副考的罗小乐深受感染，脑门发胀，眼睛发潮，这种身心受罪过程真可谓是“切削性质”的。　　那是80年代中，罗小乐研究生毕业留校之初，担任陈正英教授的教学助教。年终口试是陈教授主张的，取代一以贯之的笔试。老教授说，口试更容易见分晓。果然，真见了分晓！　　陈正英教授原来的资历甚至比纪孝宽教授还要老一些，不过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再被教研组应急聘请回来“代课”。早在退休前，他也是一直被“边缘化”的人物。老夫子满腹经纶，上起课来不照本宣科，把正儿八经的统编教材扔在一边，满黑板规整的粉笔字都是他的临场发挥，边擦边写，流水作业，学生们必须笔头飞快才能保持听课笔记的完整。不要说学生了，罗小乐也很难适应这老夫子教课的风格和处事的脾气。　　此刻，时间已近黄昏，大部分学生完成了口试，一个漂亮的女学生进了402教室，罗小乐精神为之一振，陈老教授却愈加睡眼惺忪，却又毫无怜香惜玉的意思：“请你谈谈，当金属切削速度由很低到很高的整个范围内，各自的切削状况是怎样的？”　　罗小乐心里替那位女学生暗暗叫苦，他试着想象这道题的答案，却发现头脑中有关此题的内容和条理是七零八落的。他听见女生问教授：“你能不能把题目再说一遍？”　　“当切削速度很低时，……”教授重复一遍题目后，女生开始吞吞吐吐地回答。　　这场口试过去两天后，教研组主任在教学楼走廊上碰到罗小乐，把他叫住，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你在教学上要努力加把劲，陈正英教授反映你做他的助教却经常缺席他的讲课，给学生口试都是他唱‘独脚戏’，你问不出什么问题。”　　罗小乐急切提出辨解：陈老教授讲课不按照统编教材讲，甚至也违背教学大纲，热衷于天马行空，兼“兜售私货”；而陈老教授进行的口试也太过别出心裁，偏题冷题……主任摆摆手，打断道：唉，小乐，你要理解他，他是解放前留学归国的，少年得志，20多岁就当了教授，属于“旧知识分子”；解放后从被打成右派靠边，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下放，整整二十多年没上过课了，现在恢复“待遇”能够上课，尤其退休后还能继续壮心不已，不容易啊，你们年轻人就配合点也凑合点吧。　　后来就这件事罗小乐委屈地向他的导师诉苦，纪孝宽教授的回答耐人寻味：“小乐，你知道吗？现在的大学体制里，例如在我们教研组，‘教授’职称有多少种花样？”　　“花样？”罗小乐没听懂。　　“喏，除了名副其实的教授，还有‘名片教授’、‘回聘教授’、‘协作教授’和‘周转教授’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我们的体制不愧为一口大染缸。　　** 他的脸依然红着，中国式的──　　说回90年代初，某年7月的某一天。　　罗小乐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自费留学”的好消息。　　离他联系好的那所美国理工学院新学期的开学还有六个星期不到，他收到了来信，看信封的台头，果然是学院招生部门寄来的。他像拆弹专家般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只牛皮纸的大信封――哗的一声，色香四散，外国的纸色油墨香：印刷精美的录取通知书，名目繁多的入学表格，大号标明的注意事项，邀请加入某学生会的宣传广告等。且慢，奇怪，就是没有他最关心也是最关键的同“全额奖学金”有关的一纸半条。他颤抖手臂乃至颤抖腿脚，把全部东西收进牛皮纸大信封，转而去教研组资料室，反锁上门，将资料室里那张特大的板木桌子的桌面清理干净，把信封重新打开，在特大板木桌面上颠过来翻过去并且用力敲打信封，确保把它倒了个空，再把四散开的纸张一页一页拣起，把每一页纸上的每一个英文字母一个一个过滤――没有，那个“全额奖学金”字眼没有出现，即使是打折扣的“半额奖学金”也不见踪影。他仿佛被硬朗的纸色油墨香打了个火热的塑料耳光，脑腔鼻腔里全是塑胶粒子的难闻焦味。最后他气愤地把桌上所有的东西统统扫下地面，心情差到了极点。板木桌子那没有脑腔也没有鼻腔的光滑桌面反射着冷冰冰的嘲讽光芒。　　那所理工学院是罗小乐经过反复比较斟酌，最终锁定的留学目标。他曾经给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报读他们系的博士课程的热切愿望，并附上了他的详细履历，包括他历年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成绩，在国内外刊物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等。那位叫约瑟夫的系主任回了信，亲笔签名的，表示他本人就有兴趣把罗小乐招纳为博士研究生，因为他搞的课题和罗小乐的研究方向很相近。系主任约瑟夫慷慨允诺，他会给予罗小乐“全额奖学金”――“全额奖学金”是每个“自费留学”的人梦寐以求的。那年月，美其名曰“自费留学”，实际上没有什么人真掏得起腰包“自费”，根本不具备经济上的起码保障。而有了“全额奖学金”，情形就不同了，这“自费”落到了实处，去美国领事馆取得留学签证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否则，就要想方设法找人做经济担保，那是极为头痛极为不靠谱的事，后来罗小乐对此深有体会。　　收到那封“录取信”后，罗小乐很沮丧，他想打个电话给系主任约瑟夫。90年代初从国内打电话去美国十分麻烦。幸好，系主任约瑟夫给他那封信的信纸上不但有没用的签名，还印了有用的电话号码。考虑到时差，罗小乐半夜跑到上海市电信局大楼，通过那里的专线再转国外线路把电话打到了大洋彼岸。罗小乐在电信局大楼登记大厅的小隔间里手握听筒，忐忑不安地听着遥远的那头嘟嘟响，觉得世上许多快捷实用的东西同时也很虚无缥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越洋长途电话的时间是以分秒计算价钱的。　　终于，那头系主任约瑟夫接听了电话，Hello！听上去浓厚热烈，兴致勃勃，像美国佬的声音。He……Hello！罗小乐结结巴巴报上名字，然后更加结结巴巴地询问那份奖学金的事，他发现他在电话机旁边脸红了，尽管小隔间里并没有第二个人，或者说正因为小隔间里没有第二个人，他的人格就容易单独发生分裂。还好，系主任约瑟夫马上说他记得罗小乐的名字，也听明白了罗小乐的问题，然而，却没有解释为何不兑现奖学金，而是好言相劝道，先申请签证来校报到，他会想办法在新学期让罗小乐做他的教学助教，可能还可以再担任科研助教，拿到两笔津贴，读书深造和日常生活就完全没问题了…… OK？重复：就完全没问题了！OK？罗小乐还未来得及问再次慷慨许诺的对方，没有奖学金他怎么能顺利申请签证，就听见“Good Luck！”系主任约瑟夫提高嗓门用压舌音很重的美国式英语祝福他，电话就挂了。他的脸依然红着，中国式的。　　那个越洋电话花费了罗小乐一个月薪水的三分之一，他的希望剩下十分之一都不到。　　** 绕不开的事就要直面，或者，说得坦率甚至不好听了，就要曲面逢迎──　　那之前的5月，有一天罗小乐在和纪孝宽教授讨论一篇即将要寄给国内一份重量级学术刊物的论文，刚说了几句，教授突然停止了讨论，转而问罗小乐：“你自费出国的事办得怎样了？”　　教授问得很随便，但显然，教授不期望随便的回答。　　从一开始，罗小乐就把他“自费留学”的想法和计划如实向纪孝宽教授作了“汇报”。　　教授是他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研究生毕业后，承蒙教授“钦点”，罗小乐留校，从助教做到讲师，一晃六七年了。于私，教授是罗小乐的“授业恩师”，于公，教授是他的领导――教授是教研组副主任，教研组学术委员会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在上海市和全国还担任着机械制造和加工行业的许多委员会和协会的领导职务，一句话，教授是权威更是罩着他的保护伞。那个大洋彼岸的系主任约瑟夫就在那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中提到，他曾经读到过罗小乐和“大名鼎鼎的”纪孝宽教授在一本国际精密加工杂志上合作发表的论文，言下之意那才是对罗小乐学术能力和研究成果的最有力肯定。总之，他罗小乐的事情，不管是作为私事还是公事，每个环节都绕不开纪孝宽教授，绕不开的事就要直面，或者，说得坦率甚至不好听了，就要曲面逢迎。　　罗小乐如实回答：“我在等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及给我全额奖学金的保证。”　　教授点点头：“那么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一般美国的大学都是9月左右开学？”　　对于弟子罗小乐的“自费”选择，纪教授的态度相当开明，老头理解罗小乐的苦衷和志向，这不，教研组里的青年教师都在争先恐后地“走出国门”，潮流嘛――即便这件事里头有最令他难堪的成分，罗小乐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竟以种种借口表明不愿意接着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而现在教授明白了，学生是要坚决到国外去修读博士学位，月亮就是外国的圆！　　不过，教授习惯性地自我疗伤：鸟长大了总想要飞得远，这很正常。自己当年和去苏联留学的一帮愣头青学生，站在莫斯科红场上，面对克里母林宫时那激动不已和惊讶万分的表情至今在头脑中还历历在目。毕竟，世界上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国家；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既然罗小乐几个月之内就要离开，教授就吩咐罗小乐尽量做好交接工作，包括这篇最新学术论文的工作，也宜尽快一并移交给别人。随后，教授拿出打火机点了一支烟（那时他还没开始“戒”），在喷出的烟雾里一脸坏笑地预祝罗小乐“万事如意”――仿佛教授先知先觉（主观愿望）预测到，会有许多内外的障碍在罗小乐的留学之路上等着他。　　**怎么中文的“伪造”比英文的“fake”听上去刺耳得多也罪行严重得多？──　　“Good Luck”翻译成中文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全额奖学金”泡汤了，罗小乐十万火急托一个早几年去美国留学的前同事，想法帮他在美国通过代理律师找了担保人。速战速决，三个星期后，前同事寄送来一套担保文件，还附了一张外国收据，一千美元。罗小乐随后在黑市上高价换了美元，将这笔钱转交给了那人在上海的家人。这回，他是问另外一个朋友借的换美元的钱，厚一厚脸皮，硬一硬头皮，相当于无抵押无息有偿贷款。　　这笔债务差不多是罗小乐三年的薪水，可是他的希望并没有跟着“水涨船高”。　　那天，罗小乐同他女朋友黄昏时又一次在校园里散步，他忐忑不安地告诉她，对“自费留学”的事，他心里完全没底，因为他对这份花了一千美元买来的担保完全没底。自从前两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形势越来越“风声鹤唳”，想方设法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受此波及，他听到的担保文件被领事馆的官员查出有各种各样问题，或者即使官员只是稍微怀疑你递交的文件的有效性，从而遭到无情“拒签”的例子不胜枚举。女朋友听了他的担忧，痴痴笑了，用一种警告的“反方式”对他明天要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加以鼓励：小乐，只要你一个眼神泄漏了些许慌张，都有可能被识破你的担保文件是通过莫须有的途径搞来的，马上得到“Sorry，No！”的结局。　　“反方式”在在说明，广义来说，女朋友不是朋友。　　他们的散步提前结束，那时老天下起了大雨。大雨比他女朋友的话更痴痴更居心叵测。   　　第二天却是大晴天，他吃了早餐，整装待发。气氛像奔赴刑场似的，这特别是因为天气太好的缘故。“砍头不要紧，只要签证真。”　　美国领事馆在他们学校附近的天平路上，哎，应该把它改叫成“天堂路”才对――罗小乐一到那儿，就看到领事馆门口人山人海，都是一堆堆打听领事馆办留学签证“实况”的学生和其他年轻人，谣言满天飞。人群中一会儿有传言说，这几天的签证“行情”很不好，甚至有“全额奖学金”的都被拒签了；一会儿又有更正消息说，上星期领事馆新来了一个大胡子签证官员，脾气和蔼，容易对付，在他手里昨天一天就all right了四张签证……看看这些人心惶惶的青年知识分子，罗小乐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几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波”才过去，然而一切的一切就都过去了，过去了就等同于被暂时忘记了，被长久忘记了，被永远忘记了。忘记得那么快，那么痛快，那么“天堂”。对政治和政治运动的幻想和热情在这些学生的内心里像泡沫般猛烈破碎了，浪花飞溅了，立刻类似于“质能转换”，变成了蜂拥而起离乡背井的动机和动力。“天堂路”――不不，实际上“天平路”还是挺贴切的，人们心头的“天平”永远在摇摆晃荡，一刻没有平衡过。　　如果地球上不存在美国这个国家，那么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包括他这样渴望去大洋彼岸深造的青年教师，是不是就会“精神失业”了？　　精神？他打起精神走进了美国领事馆。　　他申请签证的办理过程很快，一点没有戏剧性。接待他的不是面目和善的大胡子，而是一个高个子红脸膛的斯文年轻人。斯文――这个年轻人的斯文，怎么说呢，罗小乐从事研究的机械加工行业有个“淬火”的专业名词，是材料的一种热处理过程，经过“淬火”后的材料，它的表面硬度会得到很大提高――那么对啦，高个子肯定经过了职业外交官历练的“淬火”，说不定还有职业情报官训练的“双重淬火”，他的斯文就有着很高的职业性的表面硬度（注意他的红脸膛，保留了“淬火”温度遗留的颜色）。刚刚罗小乐进入领事馆前，陪同他前来的女朋友在领事馆大门口反复叮嘱他：“千万别慌张，要镇静，官员若问你是怎么认得那担保人的，你就说是你从前的同事的朋友，或者是从前的朋友的同事。”他把她的话牢牢记住了。可是，高个子没兴趣和他绕“同事朋友”的圈子，只是从同样高高的窗台上朝他冰冷地甚至是阴险地说了声：“Good Morning！”然后一个字都没多说，就把罗小乐通过高高窄窄的窗口呈交的一摞文件刷的用一个标准的军事动作收齐，转身去了后面的房间。二十秒后他就从后面出来了――这么快，使罗小乐觉得不妙――果然，高个子手拿从那摞文件里抽出的两页担保文件，将它斩钉截铁地推在窗口下的柜台上：“This document is fake。”看罗小乐愣在那里，再用中文大声说了三个字：“伪造的。”罗小乐真想把两只耳朵捂起，怎么中文的“伪造”比英文的“fake”听上去刺耳得多也罪行严重得多？罗小乐不合时宜地想到了他的女朋友，她细心教导了他，但他却朽木不可雕，令她失望了。罗小乐没来由地觉得，从此刻开始，从此以后会和她永远失去联系。高个子轻而易举地把没有招架余地的罗小乐打发了，从头至尾不动声色，还有，斯文。　　这件“自费留学”的事竹篮打水一场空，附带还欠了一千美元的外债。那时候罗小乐很穷，当讲师每月拿的工资按黑市价折合算来不足三十美元。借给他钱的朋友不忍问他追算债务的利息，当然也不忍免除本金，就是说，如果罗小乐今后做小白脸靠他女朋友养活，把自己每月的工资如数摊还朋友借给他的本金，至少要三十个月才能还清那笔债务。他在政治、经济和事业各方面都不折不扣地陷入了低潮，濒临破产的边缘。他想他去跳河算了，跳河有无公派名额？跳河要申请签证吗？　　出国差点成了杀身成仁的事情。　　**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被人偶然想到真是幸运啊──　　还是90年代初，还是某年，9月新学期开学。　　陈正英教授这回要给本科生上演他的另一门拿手好戏（依然是“代课”）：“金属切削刀具”。老夫子邀请罗小乐再次担当他的教学助理，罗小乐答应了。罗小乐期望再经历一次艰难而枯燥的口试，而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答案也没有。破罐子破摔的人，做事反而平实了许多，这次他的表现要比前几年尽职尽责。　　不料竟应验了“好心有好报”那句话。　　老夫子看罗小乐自费留学美国没去成，人整日无精打采，怪可怜的，有一天上完课后突然叫住了罗小乐，又关心又神秘地问他：“新加坡你要去吗？”　　原来陈正英教授的某个亲戚同新加坡的一个人才代理商熟悉，那个代理商最近到上海招收“高级人才”，老夫子得到消息，就想到了“身边的”罗小乐――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能被人偶然想到真是幸运啊！　　虽然其时罗小乐对新加坡的了解程度大大逊于对美国的了解，不过至少知道新加坡属于“亚洲四小龙”，也通行英文，等等，以他目前陷入的绝境，这个建议无异救他于水火。所以，他几乎想都没想，整理了一下“衣冠”，原地啪一个立正，昂首回答老夫子：“报告首长，本人要！”　　老夫子没有什么幽默感，随即严厉地关照道：“这事非同儿戏，你在办成之前要严格保密，特别是不能让你的导师纪老先生知道。”　　“哦。”罗小乐应声，“连对我的导师也要封锁消息？”　　老夫子桀桀怪笑：“嘿嘿，你的导师纪孝宽，他不喜欢我，他一直在背后放风，说我只是个‘名片教授’加‘回聘教授’……”　　罗小乐听了肃然。　　老夫子进一步阐明：“无非是我这样的老人，一介书生，只会教书，没有本领像你的导师那样，担任那么多的学校和社会上的领导职务，握有那么多国家级省市级课题、以及从校外的工矿企业拉拢来的课题，然后顺理成章的，拥有那么多的纵向经费、横向经费……唉，不说了，免得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但是，去新加坡的事你自己一定要想清楚！”　　想清楚！罗小乐诺诺。他心说，老夫子啊，你大半辈子所遭遇的坎坷和灾难，难道都是由于你自己“没想清楚”？　　后来的应征、面试都一帆风顺，而且进程很快，仿佛是老天对他罗小乐上一次的惨痛失败所给予的折价赔偿。还有，那几次面试时坐在他对面的考官，包括从新加坡来的人才代理商，尽管也是西装笔挺的，但再没一个是像美国外交官 (罗小乐还是坚持认为那家伙很可能同时是美国情报官) 那样的红脸膛高个子，更没人带大国沙文主义的含表面硬度的斯文。　　很快，10月初，从新加坡来了一个跨国半导体公司的正式献议，设计工程师，每月薪水一千八百新元，外加其它一些员工福利和花红。罗小乐急忙查了汇率，一千八百新元折合一千美元左右――很巧，那数目正好抵他目前所欠的债务！等于是，只要他顶得住，在新加坡第一个月不吃不喝，全数省下薪水，就可以一次性还清债务，做个抬头挺胸的人（可能也是一次性的？）。　　他看了那献议文件很高兴，他的那位债主朋友也跟着盲目地很高兴――罗小乐特地把那封信件拿去给那朋友过目，挺括的信纸上边正中封盖有鲜红的软泥印，颇有法律视效，完全适合把信充作权威金融机构颁发的信用担保状。罗小乐再次厚着脸皮硬着头皮对朋友说，不好意思，麻烦你再借钱给兄弟换一千美元，作为去国外添购衣物用品的经费，你看，你根本不用担心，兄弟现在是一个短期内有巨大偿还能力的人了。　　** 世界上所有淬过火、表面有“硬度“的人，心气是相通的──　　先别高兴得太早，他罗小乐出国去新加坡的事还要“厘清”一些手续上的障碍。　　组织程序和手续。　　比如，90年代初国内办理出国护照，要由当事人工作所在单位组织出具公文证明才可以去公安局登记申请，在罗小乐的情况，就得拿了他们机械工程系党总支开具的介绍信才行，而系党总支批准前又先需要底下的有关教研组领导同意申报，这是铁打的层层关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铁打的关节上，现今还安装了一个特种钢做成的阀门，那就是“终身”总支书记段生生――尽管罗小乐之前已经通过繁琐的组织程序拿到了“自费留学”所需的护照，说起来还算“顺利”，但是这次，罗小乐又提出新的“出国申请”，段书记就要现炒现卖讲规矩了。他要求检验罗小乐的护照，看看其“自费留学”是否真的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如果不是这么回事，胆敢自作主张“转换跑道”，欺骗组织，就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段书记威胁，系里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将先前的那本护照一笔注销，一切从头来过，实际上就是一切玩完。听闻段生生不怎么痛快，罗小乐赶紧手捧脆弱的护照前去应验，待段生生看到护照内页上美领馆官员(斯文的红脸膛)敲下的“6 M”的章，这才满意地点点头（他很内行的，“6 M”表示这次申请遭拒绝，护照持有人至少要6个月后才可以再次申请签证）――看段书记那神情，罗小乐感到，世界上所有内里淬过火、表面有“硬度“的人，心气是相通的。　　段生生把护照还给罗小乐，笑嘻嘻地说道：“小乐，是这样的，因为你们教研组领导原来‘点过头’批准你办的是去美国留学的申请，现在你的情况，转换去新加坡打工的申请，目的地和性质内容都变了，他们得重新开一次会讨论决定放不放你走。你要有思想准备，如果教研组不同意，你就得安心服从。啊，你晓得的，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按照组织程序来。”　　没错，组织程序是段生生这样的人能够操弄的至尊法宝――顺便说说，到了90年代末以后，一般公民申请办理护照不再需要单位的介绍信了，自然也就没有与此相关的“层层申报层层批准”了，某些“组织程序”作废。不过，谁知道呢，今后哪一年，这些“组织程序”又恢复有效了甚而至于加强了也不一定，完全取决于个别领导同志痛快不痛快。　　好在教研组领导没有卡住罗小乐的意思，开会通过了罗小乐的“转换”申请（有人“线报”，教研组领导之一，他的导师纪孝宽教授在会上却并没有投赞成票，而是弃权）。　　事情还没完。段书记又出新招，再把罗小乐叫去，给予他一个替代提议：可以立即给他安排公派去香港进修工作的机会，为期三年，进修完成后回校另有重用――当然，罗小乐就得放弃去新加坡打工。云开日出，“公派”机会终于轮到非党员教师罗小乐了！段书记特意强调，这个公派名额机械工程系只有一个，所以没有放水去各教研组，而是掌握在系里，也就是掌握在他总支书记的手里。　　罗小乐没有答应，他去意已决，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再玩交换游戏了。不能说段书记的突然开恩是个阴谋，但是大权在握的段书记却把“平易近人”的文章做到了头。罗小乐离开总支书记办公室时，听得他身后的段生生叹息道，真可惜小乐，“索达”可是一家大公司！　　走在校园里罗小乐回忆，“索达”？这名字有点耳熟，或者眼熟，在哪儿看见过？想起来啦，有一次在他导师纪孝宽教授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大开本烫金的聘书，吸引他趋前细看，原来是一家叫“索达”的香港精密工程公司聘请纪孝宽教授担任首席技术顾问。　　这么说纪老头子和段书记在这件事上搞到一起去了？他恍然明白了纪教授为什么在前几天的教研组领导会议上对于他的出国“转换”申请投了弃权票。　　罗小乐感到，自己也以某种方式对某件事投了一张“弃权票”。他肯定对不起自己的导师，他将带着心病离去，那可能会变成“一辈子的阴影”。生活充满了不良审美，有时候，某一层亲密关系到头来竟然会浓缩成一幅尺寸不大的平面肖像画。　　过后，罗小乐理所当然没有对纪教授提这事，但对关心帮助他的陈正英教授提了。老夫子夸奖他做得对，并且说了一番话，居然是一番十分激烈怨愤的心里话：“小乐，小同志，对啦，要试图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不要再跟这种毫无希望的制度耗了！举例，你看我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因为教研组的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所以还要‘发挥余热’，在这所名牌大学里勉为其难地教‘金属切削’课程……但是我们国家，解放后，你知道，这方面真正的权威人物是谁？告诉你，不是任何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也更不是我这个‘回聘教授’，而是倪志福同志。倪志福你听说过吗？听说过。他是工人阶级，卑贱者最聪明嘛。倪志福的三尖七刃麻花钻，或者干脆叫做‘倪志福钻头’，那才是切削刀具的革命性创造，才是实践加理论、理论加实践，集大成者。文化大革命中，倪志福升官做到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我这么讲不是针对他个人，这不是个人恩怨。其实，我们的社会观念，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现在，直到将来，很多事情都一样，不会改变。记住，知识和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哪怕在大学，在任何上层建筑，都永远不会吃香的。”　　听了老夫子的牢骚满肠，罗小乐想，幸好我要出国了，如果在此地同这样的老人家长期共事教学，自己一定会疯掉的，至少在“个人恩怨”的程度上会。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罗小乐的女朋友和他平静地分手了。黄昏校园里，少了两个相依相偎的身影。这个时代流行“反派得胜”，似乎，两个人都要心地足够坏，心情才能足够好，才能热火朝天谈恋爱。　　** 他希望他将要去的那个南洋岛国不会让他产生类似于“精神失业”的危机──　　说起来，大学讲师罗小乐做的这场出国梦最终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狼狈不堪的“逃离”行动。当然，出国也是为了偿还“债务”，那更像他自己欠自己的。他的生命已经被估值定价了，被清算了。　　实现逃离也有鼓起勇气被迫“防守”的意思――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罗小乐的确体会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需要精心防守的“敌意”，将一个一个令人窒息的悬念又一个一个掐灭了火药味的“敌意”――那个热情洋溢的美国系主任约瑟夫、领事馆斯文的高个子红脸膛官员、他的受人敬重的导师纪孝宽教授、曾经与他一起在校园内散了几百次步的女朋友、老夫子陈正英教授、甚至他的那位好朋友债主。不过，总支书记段生生不算，段生生对他罗小乐所怀有的，不是具“对等含义”的敌意，而是一种资深“政治局委员”对于年轻大学教师的蔑视。 　　他希望他将要去的那个南洋岛国不会让他产生类似于“精神失业”的危机。　　他转移了他的防守战场，从“社会主义前线”到了“资本主义后方”。　　** 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有点感伤的开始──　　上世纪90年代初，某年某日夜晚，新加坡樟宜机场。　　罗小乐下了飞机，办理了入境手续，走进灯火通明、熙来攘往的机场大厅，一下子有些昏眩，第一次出国的新鲜感在心头油然而生──他的新生活展开在他面前，他不能向后看。　　谁说过的，博尔赫斯？“返回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　　他跟着人群来到一条行李带前，等候自己的大件行李――不必等候，这是一个高效率国家的高效率机场，他的行李已经被工作人员从行李带上提了下来，放在旁边的空地上。此时此刻，罗小乐觉得自己也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提起又放下，从地球的一边飞落在了地球的另一边，这也是一块生疏的“空地”，自己首先就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　　他记起刚刚在飞机上从靠窗座位上注目望向舷窗外的太空，皎洁的月光下，厚实的云层像一排排明暗亮闪的浮雕，神态肃穆，晃动错位，那分明是对生命某一片断的总结或预示，所有人的生命，每个人个体的生命。当时他想，飞机就这样永远停留在空中该多好啊，那种总结和预示也就都停顿凝固了，只剩下时间上的“永远”。那样想着，他兀自一愣，回神转首，忽见旁边坐着的那位蓝眼珠老外在朝他莫衷一是地微笑，天啊，蓝色为什么那么纯洁，又那么邪恶？　　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有点感伤的开始。 转自：新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