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远见：看当时澳大利亚是如何搞砸与辉瑞(Pfizer)的交易
Tory Shepherd
2020年6月30日，维多利亚州的新冠病例在翻倍增加。一周内，该州将进入第二次封锁。
就在同一天，辉瑞制药公司给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写信，表达了一种明确的紧迫感，希望讨论一项疫苗接种协议。
他们暗示，行动要快——其他国家正在签署协议。
几乎4个月后，数百人死亡，维多利亚的封锁结束了。又过了两周，澳大利亚最终与辉瑞签订了合同。
一些障碍阻碍了澳大利亚疫苗的努力。昆士兰大学在当地开展的一项疫苗研发在发现HIV呈假阳性后被迫放弃；阿斯利康罕见的副作用减少了它的使用和流行；莫德纳和诺瓦克斯还在路上。
辉瑞已经成为首选的疫苗，但它数量不够。
7月20日，英国签署了3000万剂疫苗的协议。12月8日，玛格丽特·基南(Margaret Keenan)成为世界上辉瑞大规模疫苗注射的第一人。这位快91岁的老人说:“这是我希望得到的最好的提前得到的生日礼物。”
其他国家迅速抢购疫苗，而澳大利亚在11月的时候明显是例外。
2月21日，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者简·马丽西亚克(Jane Malysiak)旁边，她接受了澳大利亚第一支辉瑞(Pfizer)疫苗。“我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我只是觉得他们会做注射，然后拍两张照片，”她说。
与此同时，莫里森则宣布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这种滞后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在采购还是交付方面。
公共政策的失败
根据信息自由法发布的文件，已经开始揭示这个被许多人称为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公共政策失败。
文件显示，澳大利亚和辉瑞之间的第一次讨论是在6月26日，随后是6月30日发给卫生部门的电子邮件和给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Greg Hunt)的一封附件信。
语气很明确。辉瑞的代表写道:“我请求尽早召开这次会议。”他们表示，形势正在“迅速发展”，并补充称，他们正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辉瑞正在紧急行动，以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部署”疫苗。
Pfizer CEO AlbertBourla and US president Joe Biden. Photograph  atrick Semansky/AP
尽管这封信是写给亨特的，但部门第一助理秘书丽莎·斯科菲尔德还是被派去了。(一年后，莫里森和亨特都因为没有直接与辉瑞领导层会晤而受到抨击——此前，前总理陆克文透露，他自己也会晤过。莫里森将延期会议的问题推给亨特，当他被追问亨特提出异议是否正确时，他说:“我会让别人来判断。”)
其他国家领导人与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博拉有过直接接触。博拉说，以色列之所以能在疫苗订单上抢先一步，部分原因是由于前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坚持。
该代表在发布的电子邮件中说，辉瑞可能在2020年底之前在全球范围内准备好数百万个，今年将有数亿个。“我们见面吧，”他们说。
辉瑞在推动，但澳大利亚犹豫了。为什么?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辉瑞正在优先考虑“成千上万人正在死亡”的地方。“这就是那些公司的重点所在。”
但博拉表示，这不是做出决定的方式。他告诉《财富》杂志，他们的体系是，高收入国家收取“一顿饭的成本”，中等收入国家收取一半，低收入国家可以按成本价购买。他说，在2020年5月或6月，他们开始与一些国家进行谈判，最终他担心较贫穷的国家不会加入。
“我们实际上是在打扰他们，‘过来签合同，过来签合同’，”他说。
莫里森还表示，政府希望“国产疫苗”，由CSL在墨尔本生产阿斯利康，以避免依赖海外供应。
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政府没有建立一整套的故障保护系统。
格拉坦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经济学家斯蒂芬·达克特(Stephen Duckett)表示，澳大利亚可能“在2月份之前就完全接种了疫苗”。新南威尔士大学兼职教授、战略卫生政策顾问比尔·鲍特尔(Bill Bowtell)在推特上说，辉瑞向各国提供交易以确保优先准入，这“不是秘密”。“确保供应需要迅速行动，并与高层联系，以敲定这笔交易。没有完成。这一失败将疫苗的推出推迟了六个月，”他写道。
达克特说，这不是事后诸葛亮的问题，而是缺乏远见。
“大多数国家所做的是在一系列期权中对冲他们的赌注。
“澳大利亚做出了不对冲风险的战略决定。”
“如果他们早点去的话，他们可以买更多的东西。所以他们只收到了1000万份，而且来得太晚，而其他国家都在寻找更多的选择，等到我们开始这么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莫里森表示，政府“尽了一切努力”获得超过1000万支，但拒绝透露这些努力的具体内容。当被问及政府为获得更多资金做了哪些努力时，他说:“我们尽了一切努力。”
“什么方式?”
“不，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没有紧迫感
问题是什么时候做的。工党获得的信息自由文件显示，7月23日，大约在初次接触一个月后，辉瑞致函斯科菲尔德，指出英国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
这封邮件似乎有望解决有关保密协议的法律纠纷。在辉瑞进行谈判之前，他们需要确保信息不会被共享。他们需要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斯科菲尔德早些时候的一封电子邮件表明政府正在“考虑”CDA，但仍犹豫不决。她写道:“英联邦国家通常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
辉瑞代表表示，律师们已接近解决问题，并要求再次会面。这就是公布的信件。
辉瑞公司表示，在交付疫苗之前，需要获得治疗用品管理局的批准。它于1月24日获得了该疫苗，并于2月15日交付了第一批疫苗。在TGA的审批时间表上，莫里森和亨特都表示，其他国家使用紧急审批程序来加快推出过程，但澳大利亚采取了更“谨慎”的做法。
辉瑞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它提出首批1000万剂，并指出以后的协议将增加3000万剂。
声明说:“澳大利亚的疫苗供应是在与澳大利亚政府协商后制定的，每一项协议都是基于当时可以提供的剂量和最早的时间表。”
同样，目前还不清楚它是何时提出1000万剂量的，以及如果澳大利亚早一点采取行动，它是否可以提供更多剂量。
当被问及失踪的几个月时，莫里森表示，有更多的会议和邮件。他说:“我们的政治对手强调了一套对应关系，但还有很多其他的。”
不幸的是，政府对那些它认为可以证明自己的通信保密。
在这种保密状态下，澳大利亚的速度慢在起跑线上的观点已经形成。辉瑞前全球研发总裁约翰·拉玛蒂纳告诉《卫报》，仅确保1000万剂量是不够的，每个国家都应该“立即”联系下订单。
他告诉ABC的7:30，他知道澳大利亚在最初的会议上“拒绝”订购任何疫苗，如果你想引起全球CEO的注意，让总理打电话是一个办法。
澳洲广播公司的冠状病毒专家诺曼·斯旺(Norman Swan)首次披露了卫生部和辉瑞之间的问题。他说，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告诉他一个相同的故事，有关部门员工与辉瑞开会时态度粗鲁，在金钱和知识产权所有权问题上讨价还价。
斯旺认为部门内部存在傲慢态度并没有紧迫感。
“我们有UQ疫苗，我们有阿斯利康，我们不需要这家贪婪的公司所推销的药物，”他告诉《卫报》。
他指出，大约十分之九的疫苗在试验阶段失败，所以才有如此多的超乎寻常的选择，但澳大利亚的四种疫苗选择策略并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保障。
“我不是四种疫苗策略的批评者。当时我认为这是可以的。”“但他们没有选择四种疫苗。他们买了三又四分之一的疫苗。”
在这些文件公布后，莫里森辩称，澳大利亚正在迎头赶上——例如，我们只落后美国“几周”。他说，他的承诺将在10月之前全面接种疫苗，因为到10月中旬，足够的疫苗将抵达澳洲。
莫里森不再声称疫苗的推出“不是一场比赛”，而是经常将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用在赛道的位置来进行比较。
这个比赛类比的问题在于，虽然观察其他国家的表现很有启发意义，但这场比赛实际上并不是要打败其他国家到达终点。
而是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澳洲观察摘译自 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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