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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是中共宣传系统的元老。他1937年加入中共，1952年到《人民日报》工作，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达31年。但是1983年，他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并任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到1989年，胡绩伟继续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撤销在全国人大担任的所有职务，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此后一直是中共的打压对象。
1989年，胡绩伟继续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此后一直是中共的打压对象。
胡绩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这时起，《人民日报》带头在全国对我开展了大批判。只准他们批，不准我反驳和答辩，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我在报社原有的政治待遇被勾销了，我主持的‘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新闻学研究基金会’被迫解散了，大约有200万元的研究基金也被没收了。学会出版的《新闻学刊》被迫停刊了。原来聘请我作‘顾问’或‘名誉社长’的报刊，都把我的名字删掉了。我刚刚出版的新书《民主论》不准发行了，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被查封了。我主持的‘新闻法研究室’被迫停止工作了。” 身为中共宣传口的正部长级高官，胡绩伟为什么晚年一直挨整？他的哪些正常想法和行为，惹怒了不正常的中共？
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
中共建政后，接连发动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胡绩伟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由于工作关系，他也比普通人更加了解《人民日报》是怎样被极权操控，用文字把一批接一批的人往死里整。 他把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比喻为“疯人办报”，并在“自述”中反思说：“在整个疯狂时期，我也是跟着发疯的。”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所谓的“拨乱反正”。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配合中共党内改革派人物胡耀邦、赵紫阳，做了许多宣传工作，还讨论了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 他先提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之后提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再后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结果，这个观点遭到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批评。胡乔木认为，这是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向党闹独立性，是跟党中央不保持一致。 1983年，中共发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胡绩伟在胡乔木等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 力倡新闻出版自由 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后，胡绩伟最关注的问题是新闻出版自由。1984年1月，他受命起草《新闻法》。到1988年4月，他和起草小组成员冲破重重阻力，搞出《新闻法》（第三稿）。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对《新闻法》的起草表示支持。 但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赵紫阳被邓小平赶下台。由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被迫终结，《新闻法》也胎死腹中。胡绩伟在“自述”中说，《新闻法》出不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保守派的最高代表、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反对。 陈云当时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到晚年，胡绩伟还在为新闻出版自由大声疾呼。2010年10月11日，他和李锐等共500人联署，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可想而知，信刚一发表，立即被封杀。 反对“六四”天安门屠杀 胡绩伟也反对中共“六四”镇压。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活动很快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 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调20万大军进北京，对学生进行镇压。1989年5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1989年5月21日，胡绩伟等24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信中写道：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为此，我们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绩伟委讬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人，请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在“建议书”上签名，共有57位委员联署。 但是，在邓小平的强力干预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没有开成。6月3日晚10点，20万大军开进北京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 1989年6月30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胡绩伟被围攻，受到各方严厉责问和批判。 之后，胡绩伟被扣上“支持参与动乱”的帽子，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撤销全国人大的所有职务。胡绩伟所在的党组织——《人民日报》党委，作出开除胡绩伟党藉的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后，因一些元老反对，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反对中共专制独裁统治 之后，胡绩伟的反思越来越深入，他说他自己：“老时醒，醒时老，醒时已白发盖头，临到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他的“醒”首先表现在对中共谎言的认识上。他写道：“多年来，‘报喜不报忧’是铁的纪律。任意划定报道禁区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谁‘不听招呼’，‘不遵守宣传纪律’，马上就是‘禁止发行’，或者‘停刊整顿’，当事者受到‘警告’，直至‘撤职查办’”。如此这般，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充满欺骗、谎言、到处弄虚作假的国家”。 他的“醒”也表现在对中共党魁个人独裁的认识上。在“自述”中，胡绩伟对毛泽东搞的许多政治运动深恶痛绝。他说毛反右、搞大跃进、搞文革都是“发疯”，把不发疯的清醒者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人们全被镇住了，像中了邪一般，自愿地或被迫地，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发疯了。全党全国都真心或者假意地发疯了。 他的“醒”还表现在对中共一党专制独裁的认识上。一次，胡绩伟与原国务院农村工作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谈话时说：“一贯标榜民主的共产党，在实际上越来越变成独裁专制的党！号称民主的国家，实际上是党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竟然变为个人独裁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体制。老实说，我们是高举着民主的旗帜，高喊着民主的口号，实际上驾驶着专制的倒车，到达的终点也就不言自明了。” 2006年，胡绩伟在自己90岁生日聚会上说，他在民国时代办一份刊物，被封了，马上可以办第二份。现在，中共把一切路都封死了。谈到反腐败，他说中共反腐是为了“保党”，我们是要争取自由民主，是为了保国家，保民众。这是根本道路的不同。 结语 胡绩伟晚年，他的老伴对他的旧作进行了仔细的挑选、编辑，编出《胡绩伟自选集》七册，其中新闻卷三册，民主卷两册。几个出版社先后找他商谈过，结果没有一家敢出。 他不得不自费，2002年秋出版了几百本《胡绩伟自选集》新闻卷。在出版《胡绩伟自选集》民主卷时，前后经过四个印刷厂都不敢印。最后，总算有一家印刷厂印出来了。但是，这家印刷厂的老板发现，其中有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内容。老板吓坏了，说如果被当局发现，即使印刷厂不被查封，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于是偷偷将已经印好的书全部销毁。 胡绩伟在《我亲历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文结尾处说：“当局一再宣称中国有言论出版自由，自诩当前是维护基本人权最好的时期，是决心执行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我这样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所亲身经历‘言论出版自由’的一桩桩一件件，应该能够说明中国是否真有言论出版自由吧？请读者去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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