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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数据提供了新冠结束的希望，但专家警告说它还没有完全结束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对 COVID-19 严重性的怀疑者将其比作流感。
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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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丹麦最近的 Omicron BA.2 数据的分析显示，死亡率低于 0.05%，低于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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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的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这可能标志着疫苗接种情况相似的国家大流行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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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流行病学家警告说，新变种可能意味着一些公共卫生措施仍然必要

两年后，随着较温和的 Omicron 变种现在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接种了疫苗，而且大部分都得到了加强针，这种说法可能有些道理。
这是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大卫·麦基的观点，他从疫情爆发后不久就一直在对疫情进行统计分析。
“我们对丹麦数据的分析表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 Omicron BA.2 亚系（高传播性但低毒力）、高疫苗接种率和加强接种率以及抗病毒疗法的使用共同推动了COVID-19 的病死率 (CFR) 低于流感的病死率，”他指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表明即使感染率相对较高，世界也将能够与 COVID-19 共存。”
他认为，上周取消了大部分限制的丹麦可以深入了解可能在大流行之后流行的 COVID 的样子。
Mackie 先生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在丹麦，那些被证实患有 Omicron BA.2 菌株的人的病死率或死亡率低于 0.05%，即 2,000 分之一。
Mackie 先生说，这与全球流感死亡率相似，据估计，流感会导致 0.05% 至 0.1% 的感染者死亡。

但是，他补充说，Omicron BA.2 的死亡率可能仍然更低，因为在检测呈阳性后 30 天内死亡的人被记录为 COVID-19 死亡。
“哥本哈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计算出，在丹麦最近一周记录的死亡人数中，多达 40% 是死于 （同时染有）COVID-19 的人，而不是死于 （仅仅染有）COVID-19 的人，”他指出。
“如果我们进行这种调整，BA.2 的 CFR 将从 0.045% 降至 0.027%。”
在这个层面上，尽管 Mackie 先生认为 COVID-19 仍将导致全球每年比之前增加数百万的住院人数，但他认为政府更有可能投资于其医疗保健系统来应对，而不是对个人行为施加限制。
“我们可能会不那么幸运”
然而，三位澳大利亚主要流行病学家对银行经济学家的分析存在不同程度的怀疑。
总体而言，墨尔本大学的 Tony Blakely 教授认为，对 Omicron BA.2 相对于流感的致死率的分析是“最合理的”。

他的主要疑虑在于，大流行可能很快就会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观点。
他说，这一结论基于一个“大假设”，即任何进一步的变体都是“毒性降低的 Omicron 样”。
“将会有新的变种，”他警告说。
“由于天生具有较高的传染性和/或疫苗/免疫逃逸，它们将被选择为更具传染性，或两者兼而有之。
“然而，它的毒性会降低还是增强是随机的。没有基于这种毒性的选择压力。”

这是 Mackie 先生本人在报告中承认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将变异优势定义为一种变异占全球新感染病例 50% 以上的情况，那么 Alpha 变异占主导地位三个月，而 Delta 变异占主导地位六个月，”他观察到。
“我们将不得不拭目以待，看看 Omicron 能够维持其主导地位多久，以及可能会出现什么新变种。”
然而，布莱克利教授补充说，有充分的理由乐观地认为，新变体可能导致的疾病比我们在过去的浪潮中看到的要轻。
“因为每次出现新变种时，我们（作为一个群体）都有更多的疫苗接种和更多的自然感染，我们降低了它的有效毒力，”他解释说。
“例如，如果 Omicron 发生在 18 个月前，它看起来会更加致命（但仍然没有 Delta 那么糟糕）。
“因此可以合理地预期，由于这种多样化和增强人群对发展为严重疾病的免疫力，这将使其看起来像地方性流感，因此大多数未来的变种将变得更温和。
“但是，上述情况并不能得到保证。我们也许会不那么幸运，一个新的变种伴随着大量的免疫逃逸和高毒力，我们又需要强大的 PHSM（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封锁和口罩，以及更好的疫苗。”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什么都不做的计划”
除了新变种带来的风险外，南澳大利亚大学的阿德里安·埃斯特曼 (Adrian Esterman) 表示，摩根大通的分析忽略了对许多 COVID 幸存者的长期健康影响。

“作者忘记了长期感染新冠病毒。大约 30% 的感染者最终会出现长期健康问题，”埃斯特曼教授说。
“我希望这篇文章是正确的，并且希望我们进入新阶段，但我认为在我们获得针对所有 SARS-CoV-2 变体的通用疫苗之前，这不会发生。”
墨尔本大学人口学院院长南希·巴克斯特 (Nancy Baxter) 表示，即使 Omicron 或未来的变体导致严重疾病、死亡率和长期疾病的发生率要低得多，它们的传染性仍可能需要一些公共卫生措施，例如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巴克斯特教授说：“这些浪潮既对住院治疗产生影响，也对社会功能产生影响，”他指出在 Omicron 浪潮期间员工缺勤导致基本商品和服务中断。
“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有另一个影响足够显着的变体，以至于需要重新实施公共卫生措施。
“对我来说，与其制定无所事事的计划，不如制定一种方法来管理新的变体并保持非限制性措施，例如戴口罩和改善通风以降低传染。对我来说，这是更明智的生活方式与新冠病毒。”


她的同事布莱克利教授在短期内似乎稍微放松了一些。
“在澳大利亚东海岸，我们的感染率已经达到顶峰，并且正在下降。我们可以放松一下，跟随丹麦，”他说。
“这样做，将会有更多的感染——但这将减少进入冬季的易感人群。
“而且我们仍然必须保护弱势群体、老年人和患有合并症的人。如果我 75 岁，我会继续盘腿坐在家里，直到每天的感染率降至每天 500 到 1,000 人以下，然后戴上优质的 N95 口罩。”


但是，与 Baxter 教授一样，Blakely 教授也认为，与 Omicron 相比，澳大利亚必须为下一波 COVID 变种做好准备。
他给政府提出的六点、六个月计划：储备快速抗原检测 (RAT) 和 N95 口罩；确保大量采用当前的疫苗加强剂推广；寻找针对变体覆盖面更广的新疫苗；继续改善公共场所的通风；引入一个明确的系统，在新的疫情爆发初期升级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建立全国疾病监测和数据分析系统。
虽然布莱克利和巴克斯特教授承认澳大利亚的健康状况在大流行期间保持相对较好，但他们都认为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巴克斯特教授说：“这件事即便应付过去了也不意味着我们应为此自豪。”

译自ABC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