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毛这样宣布的时候,有一群中国人去了台湾,一些去了香港,还有一些海外华人,比如新加坡的南洋华人,切断了与大陆的联系。 这些炎黄子孙,来自黄河长江的岸边,背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的行囊,从此各奔东西,走上不同的道路。 白居易有《望月有感》诗: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许多年过去,这些文化上的炎黄子孙,他们的“一夜乡心”,又还有几处相同? 香港 香港开埠后,去的多是大陆人,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日本侵华到国共内战,从1960年的大饥荒到“文革”期间的大逃港,从“双非子女”到“优才计划”,一直如此。 现在的香港居民中,93%的是华人,其他国籍、种族、肤色的居民,不足7%。 英国人在香港,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一是他们在不同的殖民地,用不同的办法治理,二是因为大陆随时可能收回香港,而且易如反掌,每一次的政权更迭、或社会动荡,都是机会。 直到1972年,香港依然实行《大清律例》,华人纳妾和休妻并不违法,村口的告示以“尔等臣民“称呼开始。华人犯法依《大清律例》,死刑会被斩首,英国人犯法则依英国法律,死刑执行绞刑。 虽然多数港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学校却鲜有爱国爱港的教育内容。爱哪个国呢?爱中国是不现实的,因为是殖民地。爱香港是不鼓励的,因为可能培养独立意识。爱英国又太遥远。对很多港人来说,英国只是港币上的那个女王头像。梁文道先生在回忆自己的学校生活时,就很怀念那个没有任何政治教育的自由自在的学校生活。 语言互相渗透,互相借用,粤语夹杂着英语,国语夹杂着粤语。文化也互相兼容,香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和英美文化的杂交产品。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香港的茶餐厅了,那些港式西餐和中西结合的食品,兼容中西味道,便宜、快捷、大众化。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可谓复杂。 因为多数都是不同时期过去的大陆人,大饥荒时,他们会邮寄大米和猪油到内地,接济故乡的亲人。“文革”时期,他们会接纳和庇护偷渡逃港的人员,因为他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华东水灾时,香港捐款5亿。汶川地震后,香港捐款130亿。 可以说,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心是随着背后的大陆而跳动的。 香港人眷恋大陆,是因为故土观念,因为文化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离不开大陆,是因为经济和市场的需要,以及生活供给的需要。他们又畏惧大陆,是因为和大陆相比,二者实在不是一个量级的,大陆随时可以用任何借口、以任何方式吃掉香港。 香港与大陆的认同,一波三折,也是可以理解的。 很长一个时期,香港人有家国观念,却没有政治意识。中英谈判回归问题前,很多港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关于回归的谈判,让一些港人开始谈论政治,也开始关心自己的前途和香港的未来。 在97回归前后,香港的人心出现波动,完全可以理解。回归后,“马照跑,舞照跳”,人心渐趋稳定,一些移民去了澳洲或加拿大的港人,又开始回流,这其中,既有商人,也有蔡澜这样的才子。 香港认同大陆的高潮,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前后。奥运的成功,让港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汶川地震又让他们感同身受。当时的一个民调发现,40%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有18%的认为自己是香港人。 可是,常年受西风熏陶的香港,与大陆的歧见,可以掩盖,可以隐藏,却无法消除。双方都要作出巨大的妥协和让步,才能和平相处,任何一方的坚持己见,就会发生冲突。 回归这些年,香港的抗议活动不断:维园烛光晚会,七一游行,雨伞运动,旺角冲突,反《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等等等等,与大陆的认同持续下滑。 2016年,65%的认为自己是香港人,30%的认为是中国人。 2021年,80%的认为自己是香港人,20%的认为是中国人。支持港独的17%,反对港独的67%,还有16%的没有态度。 《国安法》实行后,香港就像是1950年代初的上海,逐渐纳入北京的轨道。 台湾 随着《国安法》的颁布实施,香港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接着,就是台湾了。 1949年,蒋介石带着近200万军民撤至台湾时,台湾已有650万的人口。 老蒋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开始采纳老对手的许多做法,比如,加强党的建设,限制媒体自由,实行土地改革,放弃军队国家化,等等。 如果说,朝鲜战争救了台湾,越南战争成了台湾,那么,一个蒋经国,一个李登辉,决定了台湾的现在和未来。 1986年,邓小平曾通过李光耀,给他“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带话,说,大陆和台湾可以一国两制,台湾可以发护照,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一百年都不变”。可是,经国同学不为所动。 小蒋清楚,“反攻大陆”要采取另外的方式。 这位台湾戒严和白色恐怖的幕后黑手,在去世前,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开放大陆行,完全改变了台湾前进的方向,因为“经国同学”当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亡党,要么亡国。 小蒋选择了前者,选择了李登辉作接班人。 身为基督徒的李登辉,认为自己是摩西一样的人物,要带着台湾去往“应许之地”。 随着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很大变化。 现在台湾的人口中,97%的是汉人,2%的原住民,1%是大陆的少数民族、陆配或外籍配偶。 2020年,民调显示,83%的认为自己是台湾人,5%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7%的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2021年,民调显示,90%的认为自己是台湾人,65%的愿意为保卫台湾走上战场,不到5%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有4.7%的认为两岸应该统一。 这种认同的改变,波及移民去了欧洲、北美、澳洲的台湾人,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华侨”,而认为自己是“台侨”。 台湾曾被称为“亚细亚的孤儿”,台湾问题曾是中国人的内部问题,长期以来,不仅两岸这样认为,其他很多国家也这样认为。 这两年,随着台海问题成为国际热点,台湾问题越来越国际化,台湾海峡变宽了,与大陆的距离变远了,问题的解决也更复杂了。 新加坡 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新加坡华人捐款捐物,不少人返国参加抗日,许多人献出了生命。 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总会”,捐出100多架飞机,1000多辆战车,百亿的军火和救济粮。据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报告,抗战前四年,南洋华侨的捐款几乎占国民政府军费的三分之一。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开始针对华人的有系统的种族清洗,史称“肃清大屠杀”。李光耀说,有九万多新马华人遭到杀害。 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75%的人口是华人。 南洋的华人,既不同于东洋的华人,也不同于西洋的华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族群观念重,与故土的联系密切,勤劳节俭,顽强打拼。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国父,又是中式传统的家长,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又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 新加坡独立后,李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虽然马来人只占13%,华人占75%。这不只因为与马来亚的历史渊源,更是要搞好与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大邻国的关系。 英语是世界语言,能帮助新加坡融入世界,保持与主要国家的联系,登上世界舞台。虽然在当时的新加坡,讲英语的不到三分之一,他们以英语为“第一语言”。政府的公文,法庭的判决,不同种族和社区之间的交流,都以英语为主。 然后,就是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包括语言的联系,文化的联系,特别是身份认同上的联系。 1965年,马来西亚把新加坡踢出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人与马来人的种族冲突。 李光耀曾对蒋经国说,在东南亚,有不少人认为,新加坡是中共的“特洛伊木马”。 李光耀首先需要向邻国证明,新加坡不是“特洛伊木马”。 首先,李光耀本人是反共的。其次,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同时,禁止华语教育,坚决关闭以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新加坡还实行和谐种族的政策。以政府的公屋为例,这些以优惠价格出售的公屋,严格按照种族的比例销售,鼓励不同种族混居。总统是新加坡的国家元首,虽然是虚位元首,在1993年全民直选之前,分别由不同种族的人轮流担任。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在正式的欢迎场合,宣布说,“新加坡没有华侨”。他这样说,一是告诫新加坡的华人,你们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二是要防止有人利用华人华侨,影响当地社会的团结。 直到1990年,新加坡才与中国建交,在印尼之后,是东盟国家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虽然李光耀认识所有的中国领导人,而且私人关系密切,可是,用李自己的话说,新加坡人要培养自己的新加坡意识,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才能与中国建交。 新加坡产生了李光耀,李光耀塑造了新加坡。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新加坡是政治、社会和文化转型的最为成功的例子。 新加坡人有李光耀,是福气。他们把前途和命运赌在李光耀身上,是运气。 历史证明,李光耀的选择是正确的。 李光耀还提出“亚洲价值观的五大原则”:1,社会和国家比个人重要;2,国之本在家;3,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4,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的稳定;5,宗教之间应该互补。 简单地说,“各尽所能,和谐相处”,“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儒家文化让李光耀成为威权主义家长,政府廉洁高效,政治却不民主,反对党只是摆设,没有新闻自由,文化发展长期受到压抑。 李光耀又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英国教育让他有世界情怀。他对东西方文化,对中国人,对新加坡人,有深刻的理解, 李光耀也彻底改变了新加坡人对中国的认同。 现在的570万新加坡人,76%的是华裔,他们认为自己是新加坡人,只有个别的认为自己是“文化上意义的华人”。 * * * 1949年后,曾是一家人的炎黄子孙,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走了不同的路。在70多年以后,他们渐行渐远,感情复杂,关系难以修补, 不仅是思想意识,他们的政治理念,生活方式,使用的语言文字,都很不同。 大陆用简化字,台湾用正体字,新加坡用英语,香港用繁体字夹杂着英语夹杂着简体字。 大陆人讲话的语速快,语调高,简洁生硬,铿锵有力,缺少乐感,语气中常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方言日渐消失,包括边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也在逐步消失。语言的一致化,是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必然后果。 台湾国语带有明显的闽南语腔调和用词,与大陆国语的发音和用词有很多不同。香港的粤语既不同于广州的粤语,又夹杂着英语和普通话,就像茶餐厅里的中式西餐或西式中餐。新加坡人的英语则带有浓重的南亚口音和用词。 喜欢文学的,可以从大陆、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不同地区的华人作家的作品中,读出这些渐行渐远的迹象。比较一下港片和大陆片,张艺谋和李安的电影,也能看出它们很不同。社交媒体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以及主导型倾向,更能说明这几个地方有明显的不同。 中华民族的分裂,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到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最近几年,这些人群的分离开始加速,岐见日益明显,且显出难以愈合的迹象。 新年之际,中国人应该自问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让我们分离?又是什么让我们渐行渐远? 也许,中国应该像李泽厚先生说的那样,告别革命,因为革命会冲走自己的兄弟姐妹,还会异化自己,最终,会吞噬自己。 也许,中国人应该以更宽容的态度,善待彼此,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也许,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态度,对待中华文化,就像英国人对待他们的英语文化。我们知道,曾经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现在表现为美国文化、澳洲文化、南非文化、新加坡文化、加拿大文化,等等,中华文化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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