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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纺部东郊宿舍大院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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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观察 发表于 2022-4-17 18:16: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澳洲观察
2022-4-17 18:16:42 183 0 看全部
马昌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住的地方叫朝阳门外东大桥棉花地10号。1951年,家父从上海奉调到纺织工业部财务司时,只能住在前门外的小旅馆里。1952年,中纺部东郊宿舍的第一批建筑,六栋两层的一区红砖楼(每栋两个门洞,即第一至十二宿舍)落成后,家母带着两岁多的我和弟弟也来到北京定居。除了每间屋子都有暖气外,红楼的每层都有东西两个配有抽水马桶和洗手池的公共小卫生间。每层的尾部(北部)还接出来一块儿,是两个并排的两家共用的厨房。厨房里有宽大的泥石灰炉灶,烧劈柴,所以每栋红楼的屋顶都有四个烟囱。用另外的小炉子烧蜂窝煤。而后,大院里又陆续盖起了二、三、五区三层的灰楼,每个区四栋楼围成一个小院(每栋楼两个单元门,“两跑式楼梯“,每层有两个公共卫生间)。1956年盖起的四区四层的苏式建筑新大楼,也是四栋楼围成一个小院。大楼中部有直通四层的共享空间。最后落成的是东院六区四层的四排新楼。
灰楼和新大楼都有楼顶平台,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远眺西山,观景、赏月乘凉,晾晒衣被。节日的夜晚,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空的焰火。
file:///C:/Users/Shuai%20Li/AppData/Local/Packages/oice_16_974fa576_32c1d314_3f36/AC/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孩子们在楼顶平台学习。任津荪提供
灰楼和新大楼落成后,院子里栽种了很多北美“钻天杨”,没过几年便窜到三四层楼高,在灰楼和新大楼的楼顶平台,可以触及其树梢。林荫浓密。后来由于春季满院子杨花飞舞,夏季生虫,这些杨树才逐渐被砍掉了。
1962年的5—10月,北京焦化厂的煤气,通过专用管道分区送到了宿舍大院。每家都安装了煤气灶,每个灶眼每月只收五毛钱,随便烧。在宿舍大院的东北角,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烟囱,用于冬季烧煤供暖。我曾和小伙伴试图爬到烟囱的顶端去眺望京城,结果爬了一半就退下来了。大烟囱下有一个不大的公共澡堂,仅在周末开放,但在“三年困难时期”被关闭了。后来就只好在周末花0.26元钱,去北边一街之隔只有三层的三里屯服务楼(现改扩建为麒麟饭店)或西南方的呼家楼服务楼,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
对吃惯了稻米的南方人而言,实在是不爱吃北京每个月按照40%的比例供应的粗粮,那棒子面的窝头喇嗓子,难以下咽。冬春季节只有看家的大白菜,甜丝丝的,真是吃腻了。家母感觉虽然蔬菜、副食品、日用品的供应不如上海,但生活设施方面还是比在上海方便(南方阴冷的冬季里没有暖气,做饭烧煤球),就更别说在其它地方了。
宿舍大院里多数邻居同我们家一样,是从外地迁移而来的。每天放学以后,我们都不想回家,把书包一摘就在院子里玩耍。每到黄昏时节,各家主妇就会站在窗口,大声呼唤自家的孩子回家吃饭。一时间,吴侬软语,江淮官话,湘语、川音,齐鲁、三晋、东北……各种口音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合唱曲。孩子们于是就恋恋不舍地结束游戏,忙不迭的背上书包,满头大汗地跑回家。他们对母亲用熟悉的乡音呼唤自己的小名,都有一种特别的感应。更何况有些孩子在家与长辈仍然说家乡话。
在那个年代,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广播。幼儿园时代通过“小喇叭”节目,知道了孙敬修老人和康瑛老师。我至今还记得“小丁当”的台词:“鸡蛋皮小帽白光光,桔子皮做我的红衣裳,噫,辣椒做我的灯笼裤,我的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丁-当。我是小丁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还有曹灿叔叔念的台词:“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我是人民的邮递员,给小喇叭送信我跑得忙!” 而后有敲门声,“吱扭”一声开门的声音,然后是邮递员和小叮当的对话。上小学以后,又有了《星星火炬》节目:“我们的心火一样红,星星和火炬照亮着前程,温暖地风吹动了旗帜,召唤我们走向光辉的前程。我们手牵着手,我们肩并着肩,我们前进,我们前进,我们前进,永远跟着毛泽东,永远跟着毛泽东。”这个节目我最喜欢的是每隔一段时间教唱一首少儿歌曲,这些歌曲都带着深深的时代特色和烙印。上初中以后有《向日葵》节目:“向日葵,向太阳……我们好比向日葵,葵花朵朵向太阳,嘿!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奔向我们伟大的理想,奔向我们伟大的理想!”。随着阅读能力的增强,可以读一些书了,加之紧锣密鼓的革命化教育,听广播在我们心中的重要地位有所下降,除了听重要新闻和社论文章。从小最爱听的还有小说连续广播,最早是听孙敬修老师的《西游记》,真是有声有色,如临其境。后来还听了曹灿叔叔演播的反映东北抗日联军事迹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纪维时演播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袁阔成演播的《烈火金刚》,天津台关山演播的《边疆晓歌》等,有时放学回家晚了,路上听到别人家的窗户里传出熟悉的演播声,撒腿就往家跑,回家后气喘吁吁地打开收音机,生怕漏过一段。第二天,还要绘声绘色地给家里没有收音机的同学复述一遍,我讲课和讲故事的表述能力,恐怕与此有关。与这种表达能力相关的还有看电影和小说。
在广播电台里还常常听到电影录音剪辑和广播剧。比如一个美国黑人失业后,被迫到一个动物园假扮黑猩猩表演,以招揽观众,以此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普通劳动者所处的悲惨境地。而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了美国黑人体育明星和演员,看到了黑人参议员、首都华盛顿及其它大城市的黑人市长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和国务卿赖斯。尽管美国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多次出现过因白人警察殴打和杀害黑人而引发的暴乱,但种族歧视毕竟是违法的。199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原封不动地重播了1960年代初那出黑人被迫扮演黑猩猩的广播剧,是想说明什么呢?
周末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露天电影,孩子们都早早地把凳子放在大院的中心地带、合作社(商店)前的空场上占地。匆匆吃完晚饭后,拿本书去坐着等待开演。每看完一场电影就有了复述、炫耀的资本。如果大院西墙外的部队驻地(现北京武警总队)或市卫生学校放露天电影,也要一定想方设法混进去一饱眼福。
那个时候,从朝阳门到东大桥、三里屯这一带,大窑坑一个挨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修城墙时烧砖留下来的。当时进朝阳门只能步行,除了从东大桥沿朝外大街西行外,也可以沿着窑坑与窑坑之间的小径,从吉市口抄近路而行。买个烧饼都得奔东四牌楼。夏天窑坑里长满了芦苇,擦黑儿从城里回来时,窑坑周围黑咕隆咚,风吹芦苇哗哗作响,吓得人头皮直发麻。每年夏季,都传来有小孩在窑坑里游泳被淹死的噩耗。在寒冷的冬日里,我们常用木板和铅丝做成土冰鞋和冰车,到窑坑的冰面上去玩耍。
长大一些后,窑坑边上有了一些平房和人家,还有一些小店铺、小作坊,提供生活服务。吉市口因而成为朝外的一个热闹之处(那时候关东店、三里屯和呼家楼商圈还没有开发出来)。我常常背着几斤白面到吉市口去轧面条。把面粉交给一个有轧面机的人家,加工费大概是一斤面几分钱,而那时一斤标准粉才一毛八分五呀!
1958年前后北京大兴土木,1956年,宿舍院南大门外盖了一座朝阳医院,东边盖了一所朝阳师范学校(后来北京八十中的所在地),接着就是搞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在东边全国农业展览馆拔地而起的同时,西边的古城墙也拆光填平了窑坑,盖起了工人体育场。我们少先队员也多次到那里种树,或往树干上刷石灰浆以防虫害。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亲手栽下或养护过的树木,不知是长大了还是砍掉了?那时的工人体育场也没有围栏,夏季的星期天可以坐在通风凉爽的看台入口处宽大的台阶上看书。或花五分钱买一张露天游泳池的学生票,每场限两小时,超时补票。游完泳冒着炎炎烈日,头顶着湿泳裤回家,又饥又渴,如果能再花五分钱买一根冰棍吃就非常满足了。每到寒冷的冬季,工人体育场的湖面上就开辟了滑冰场,但由于票价较高,我又买不起上百元的溜冰鞋而从未去过。
当时的全国农业展览馆一进大厅就是一座雕塑,题目为“我来了”。一个肌肉强健的农民汉子用手臂将一道山梁劈成两半,下书著名的大跃进“红旗”歌谣:“天上没有玉皇,海中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路,我来了!”这正是那个年代“人定胜天”唯意志论的鲜明写照。
中纺部宿舍的主要对外通道是沿着老朝阳医院西墙,往西南方向的东大桥斜街,再乘2路公共汽车沿朝外大街往西进城。1957年以后又通了9路(朝阳门—广安门)和12路(十里堡—沙滩)无轨电车。到景山或北海公园去,电车票价是9分钱,在玩了一天后,若是成群结伙地走回家,剩下的一毛车票钱可以在路上吃两次冰棍。往东步行走白家庄路可通向北京八十中和六里屯星火人民公社及当时罕见的混凝土板块机场路,路边两侧是简陋的排水土沟和菜地林带(即现在的东三环)。沿着东北方向的一条土路可达全国农业展览馆周边的果园。
1958年是一个热闹的年份。我们小学生学会了很多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歌曲和歌谣。记得有一首郭沫若作词(做梦也不会想到: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居然也参与了蒙骗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学生的大合唱),吕骥作曲的《三面红旗万万岁》(二部合唱,影片《暑假的礼物》插曲),其中的一句歌词是:“总路线光芒万丈,外层空间都照透。”我去问教算术的许老师(外号“许大马棒”):什么是外层空间?他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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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出门就能看见许多标语和宣传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15年超英赶美!”“为1070万吨钢而斗争”!墙壁上还有编入了小学语文课本中,根据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而编写的歌谣(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老师要求我们熟记背诵;如:“好的葫芦出好瓢,好的种子出好苗。种地必须用良种,年年精选要记牢”。下乡插队以后,才知道这些其实都属于农业基本常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教唱过一首《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八字宪法亲手订,丰产的道路细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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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张壁画是两个小孩骑在一头大肥猪背上,把猪封为六畜之首,说猪浑身上下都是宝,一头猪就是一座肥料加工厂,比马和牛都更重要。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猪除了吃就是睡,不用作牛作马的出死力干活,怎么对人类贡献就比牛马还大了?牛马即使吃不饱,瘦的皮包骨也得受人驱使,承受超强度的苦役啊!
从1957年到1958年,在强烈地民族悲情意识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出于与苏联争当世界革命的导师、领袖、骑手和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产生了急于求成和头脑发热的倾向。强国之梦激发起几亿中国人想要创造人间奇迹的雄心壮志,使举国上下都处于一种盲目的自信和激情之中,形成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集体失智的历史现象。
1958年,中央号召全民大搞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炼铁)、群(群众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高炉星罗棋布,田野、街道、路边、河旁,到处是轮番上阵、昼夜苦战的炼钢大军,一片热烈沸腾的场面。“数以千计的烟囱在冒烟,从早到晚火光不断”。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群众炼钢炼铁运动的竞赛。举国上下,工人、农民、干部、教职员、科技人员、文化新闻卫生界人士和学生、家庭妇女纷纷响应号召,土法上马,许多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用锅、壶和铁器、铁料来炼钢。file:///C:/Users/Shuai%20Li/AppData/Local/Packages/oice_16_974fa576_32c1d314_3f36/AC/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jpg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在宿舍大院和家里四处搜寻“废铜烂铁”上交。中纺部宿舍大院内也垒起了炉子,灯火通明、彻夜喧闹。我极想看看钢是什么样子,等了好久,没有熬到出钢,就困得回家睡觉了。后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的展品中看到人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才炼出的一些被称之为“土钢”的布满气孔的无形无状的烂渣子,深感失望。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许多生物学家表示不应该消灭麻雀,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说历史上有过此类教训:174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但不久就发生了大规模的病虫害,结果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国外进口麻雀,但毛泽东对生物学家的意见不置可否。1958年是全国向“四害”和疾病大进军的第一年。随着“大跃进”狂潮的来临,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全民打麻雀运动。
1958年4月19日天刚亮,我们被一阵阵震耳的敲击和喊叫声所惊醒,整个宿舍大院突然锣鼓喧天地沸腾起来。全北京市机关放假一直闹了三天。公园里、空地上,到处都是举着竹竿、摇着旗帜和布片驱赶麻雀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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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也赶着满载死麻雀的马车向政府报喜
当时不仅商店里出售弹弓,白家庄小学的手工劳动课还教小学生们如何制作弹弓,人手一把。结果也没有打死多少麻雀,却打破了一些玻璃,打伤了一些孩子。在当时的《新闻简报》记录片上,一辆卡驶过天安门广场,车厢里满载着死麻雀,车帮上也搭着成串成串的死麻雀。人们看到周恩来总理也挥舞着竹竿,在中南海的树林里跑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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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少儿歌曲也因运而生:*《捉麻雀》:西边张锣东边架网,让狡猾的麻雀没处藏。不要动不要响,等着那个麻雀飞进网。飞来一对飞来三双,八只麻雀闹嚷嚷。快拉绳呀快收网,哎,八只那麻雀飞了个光。哎呀呀,不要急不要慌,一定要把麻雀捉个光。
面对此情此景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家朱洗因此带着几个学生,每天捉四五十只麻雀进行解剖,下决心坚持了一年,结果发现麻雀除了在秋后下雪时吃点粮食以外,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吃害虫。
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害,一些人行道树木的树枝光秃秃的,叶子都被吃光了。面对庐山会议以后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继续为麻雀鸣冤叫屈。科学家们的意见得到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院方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交毛主席。为了一个小小的麻雀,不仅要请示最高领袖,还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中国科学院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毛泽东。后来由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副总理宣布,在并未公开认错的状况下,不声不响地将麻雀改成了臭虫。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中国全民打麻雀运动成了继1744年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下令消灭麻雀之后,人类在20世纪的又一场荒唐的闹剧。
除了打麻雀,我们这些孩子还在宿舍大院的角角落落里到处挖苍蝇蛹,作为战果交到学校,这项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还有宿舍大院夏夜里统一焖烧有剧毒的农药“六六粉”(现已禁止生产和使用)熏蚊子,家家户户关闭门窗,一时只见浓烟滚滚,呛鼻流泪。男女老少都散落在院落里说说笑笑的,热热闹闹。一小时后才回家开窗通风,洗洗睡觉。
在毛泽东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布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各省(区、市)先后试办了城市人民公社。因此,中央文件要求对此进行组织经验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实是以职工家属为主体,吸收其他自愿参加的人,在党委领导和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它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组织各种集体服务和福利事业。能够改善城市家庭妇女的经济状况。对于不愿参加的人,目前可暂缓动员。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各种组织形式,例如,以大型国营厂矿为中心,以机关、学校为中心,以街道居民或以城区再加一部分农村为主体组织的各种形式的人民公社,都可以进行试验,事实上都表现了它们的优越性。中央目前还不能规定城市人民公社的统一办法。待一个时期以后,在全国各城市普遍进行了试验以后,那时,中央将总结全国各地的经验,规定一些办法。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杜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批示还指出:“今年一年内,城市人民公社还在试办阶段,各地报纸可以登载组织街道生产,组织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的消息以外,关于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消息都不要登报,也不要组织群众性的庆祝游行。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在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都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据全国总工会调查,至1960年5月10日,在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的6900万人口中,建立了人民公社1039个,人口达3900万,占全国城市总人口的55.6%。[1] 但有些只是有名无实,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城市人民公社建立的过程中,“共产风”、“浮夸风”盛行。国营企业向社办工业无偿提供了设备、资金、技术、原材料。
实行公有制为主、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的城市人民公社作为取代街道办事处或与办事处和居委会并列(如在北京市)的基层组织,延续了数年时间后才逐步取消。
《城市人民公社颂歌》王兵林词,易深曲《园林好》1960年第5期
《城市人民公社赞歌》赵沁词曲《园林好》1960年第6期
《城市人民公社办起来》立理词,孙承喜曲《园林好》1960年第6期
file:///C:/Users/Shuai%20Li/AppData/Local/Packages/oice_16_974fa576_32c1d314_3f36/AC/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0.jpg伍必端《放心》:1960年城市人民公社题材人物速写作品。公社举办了小企业、食堂、服务站、幼儿园、学校、卫生保健室、商店、敬老院,还开展了理发、缝纫、修理、家政等业务。
1960年,在宿舍大院粮店南边也盖起了公共食堂,1961年开始启用。为了应对三年大饥荒造成的困境,在大食堂的东北角挂起了一块牌子:“纺织部东郊宿舍人民经济生活委员会”。大约有五六个工作人员,是从纺织部办公厅行政处、工会、机关食堂调来的。用当时纺织部高碑店农场的部分产品对大食堂进行一定的补贴。我们这些小学生也买了饭票,中午去食堂就餐,又新鲜又热闹。我看到,连附近我们就读的白家庄小学的老师,也到这里来吃饭。
有一段时间,大食堂在晚间还举办周末交谊舞会。在暑假里的白天作为中小学生的阅览室,可以在那里借阅书籍,但不能带走。“东郊宿舍人民经济生活委员会”大约在1963年撤消,但大食堂一直保留到了文革时期,接待过来京串连的外地红卫兵,提供食宿。到1969年,中纺部宿舍的大部分居民被迫迁走户口、交出了住房离开北京,到湖北、湖南农村下放劳动。大食堂也就不复存在了。
紧挨着宿舍大院四区,现中国杂技团和北京假肢厂所在地,当时是“纺织部东郊宿舍人民经济生活委员会”管理的菜地、猪圈和豆腐房。大跃进的热潮刚过,中国就进入了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们在收获后的田地里刨过残留的白薯,在豆腐房门前排队,手里拿着锅盆,等着领点豆腐渣。拿回家与玉米面揉在一起,可以多蒸出几个窝头。家母为了能让孩子多吃一些,自己每天只吃个半饱,结果得了当年常见的浮肿病,胳膊腿上用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坑,几分钟以后才能恢复原状。为此,由医生开出证明后,可以拿着购粮本去粮店,购买一种专门为治疗浮肿病而配制的糠麸粉,每月限购半斤,可以连续买几个月。这种特制的糠麸粉里放了一些葡萄糖,又香又甜。患了浮肿病的家母舍不得吃,就把它混在玉米面里,蒸成窝窝头让我们吃了。那种甜美的感觉,今天已很难追寻了。
豆腐房往南人称“鬼子坟地”(东郊人民公墓),林木葱郁,是孩子们的玩耍之处。中间还有一个火葬场用的锅炉房及烟囱,当年埋死人的地方肯定是荒郊野外了。我曾去那里找过蚂蚱菜,这种野菜长着饱满多汁的长圆形叶片,不难吃。我穿行于坟地的石碑之间,仔细辨认着上面镌刻的汉字,这些字迹清楚地表明:这里是日本军人的葬身之处!有一座王八驮石碑式的高大墓碑,碑面的字迹被人用水泥覆盖了。我长大后才想到:那可能是高级军官的坟茔!
我们兄妹四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因吃不饱而营养不良。我因此得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看不清路,甚至跌倒或撞在树上。有时候在学校参加活动晚了,我只好摸着路边的小树回家。为了给我补充维生素A,除了多吃胡萝卜以外,母亲还凭医院的证明,想方设法给我买来明目的羊肝或猪肝,单独做一个菜,在弟妹们羡慕的目光下让我吃下去。为了防止兄弟几个在吃饭时你争我夺,我们家被迫采取了分餐制。我家老二喜欢体育运动,饭量也大一些。大弟每次都是狼吞虎咽第一个吃完饭,然后坐在餐桌边不走,一双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着。一旦哪个孩子有吃不完的残汤剩饭,他马上就说:“我要我要!”把那些残羹一扫而空。大弟曾无数次地问:“妈妈,(咱们国家的)粮食什么时候过关啊?”这样的童年经历使我从小就懂得了:吃饱是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件大事。直到成年之后,我在锡林郭勒草原插队时碰到一位从旗县里下来调研的干部,他还说:“人的一生。就是要侍侯两家:一个是肠家,一个是肚家”。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那时东大桥往西路北有一家“大有”副食店,隔几天就卖一次剔光了肉的猪骨头,因北京本地人不买,只卖7分钱一斤。来自江汉平原的祖父就成麻袋的买回来,天天熬汤给我们喝。骨髓里也有点脂肪和营养吧。熬过汤的骨头还可以按3分钱一斤卖给收废品的,真是合算啊。
自1950年代以来,政府就一直提倡种植油料作物。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教唱了一首歌曲《快去种蓖麻,快去种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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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1961年大饥荒的背景下,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人每月供应半市斤(250克)植物油以外,其它省市每人每月只有四两(200克)植物油,唯独辽宁省直到文革时期都是三两(150克),东北人民因此将曾主政辽宁的陈锡联将军戏称为“陈三两”。药店里一种治疗高血压的“玉米油”也被抢购一空。国家大力号召群众“见插缝针,大种油料作物”以缓解“油荒”,增加居民的营养。我们小学生们也响应号召,在校园的角落以及宿舍大院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窗户下面种上了蓖麻和向日葵,经常浇水施肥和照料。遗憾的是,当秋天向日葵成熟以后,许多葵花籽都被炒熟吃掉了,并没有上交榨油。因为交给国家,人们所得到的奖励油票太少了。当时《中国少年报》的“小虎子”专栏等一再说吃蓖麻籽有毒,提醒孩子们一定要注意,结果也不知道老百姓是如何用蓖麻籽土法榨油的。我就看见宿舍大院里有人在门前生火,把蓖麻壳剥掉以后,放在铁锅里烤,只能煎出一点油。但各单位集体种植的蓖麻籽和葵花盘多数还是上交了,也有少量的葵花盘分给了个人。记不清是爸爸还是妈妈下班时抱回一个大葵花,剥下葵花籽炒成瓜子给我们吃了,真香啊。
除了蚂蚱菜,我还吃过槐花和榆树钱儿。短短的上学路上,小树的树皮都被人扒光了,露出细细白嫩的树干,不知道是真饿急了,还是恶作剧。我们虽然吃不饱,但宿舍大院里的粮店里还是供应过各色各样从未吃过的五谷杂粮:大麦米、大麦面、荞麦面、红高粮米面、小米、豆面……其中最差的是带着点点黑斑的生白薯干。玉米棒子面是常年按每月粮食供应量的40%配给的,新鲜白薯是秋后配给供应的,其它杂粮一般都是冬春青黄不接时配给供应的。我至今讨厌白薯和玉米面窝头,实在是小时候连续几年吃伤了。我还吃过家母从机关拿回来的一种坚硬的饼干,其中参杂了树皮和树叶。那时全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连这些五谷杂粮都吃不上。很久后才知道:那几年引发的“非正常死亡”竟然有几千万!
为了保证各级干部的身体健康,由刘少奇主席下令,将高级干部的“特供”待遇延伸扩大到17级以上的中层干部:大概是每人每月2斤黄豆、1斤白糖、1斤植物油,虽然比高级干部的“特供”待遇仍大为逊色(行政七级以上每月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每月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甲级烟1条。见《炎黄春秋》2007.8高智勇文),但还是给中层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缓解了燃眉之急。而一般老百姓就只能是心生羡慕而望尘莫及了。同时,各单位还按照上级的部署,举办了形形色色的干部“培训班”,每期两个月,每天伙食费1元(北京市最低生活费为每人每月8—10元)。借此给基层干部改善伙食、增加营养。等脸色好转,健康状况改善之后,再轮换一批(金凤:《历史的瞬间—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第116页)。在宿舍大院六区的第一排,原纺织工业部干部学校的门洞里就有一家这样的招待所食堂。我曾多次在路过时溜进门洞,吞咽着口水,看着食堂小黑板上丰富诱人的菜肴名称,垂涎欲滴。虽然吃不到,但我还是禁不住诱惑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那些红光满面的人们享用种种美味佳肴。
文革风暴来临后,中纺部宿舍大院里也不平静。红卫兵抄家、清理驱赶“不良人口”出京和“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的浪潮也波及到宿舍大院。1966年8月里的一个夏夜,四区新大楼宽敞的院子中心,突然生起了一堆两三米高的大火。在炙热的熊熊火光中,一些居民纷纷从家里拿出大概是宣扬“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书刊和“四旧“物品,投进了大火之中。我感到一阵阵莫名的恐惧袭来,心灵震颤,在热焰前浑身发抖,就赶忙走开了。
管理大院宿舍治安的施姓户籍警,在上级的指示下,引导一些外面的红卫兵来造反抄家,将已在大院里居住了多年的一些老人驱赶出京。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新大楼一个做保姆的“地主婆”,据说是私藏了美元,被勒令立即滚回原籍。老太太外出谋生多年,其原籍早就没了亲人,回去无法生存。结果从走廊四楼的窗户坠楼身亡。住新楼第五十九宿舍的一个马姓电气工程师,将孩子送到亲戚家以后,夫妇两人穿的整整齐齐卧床,按照事先设计的电路,触电而亡。临近白家庄小学那栋楼,一个老妇人坠楼而下,摔死在白小操场的篱笆墙边。还有一个关东店商店的女负责人,在单位遭到批斗。据说其丈夫亦受到了文革风暴的冲击,也是在送走子女后,在新楼五十八宿舍一楼家里的厕所上吊身亡。在炎热的“红八月”里,过了好几天破窗而入才被发现。
从1969年开始,宿舍大院的绝大部分居民被迫告别了故居,迁走户口、交出住房,到湖北、湖南农村下放劳动。大院一时变得冷冷清清。不少人虽然再也没有回到大院居住,但往日的记忆却是终身难忘的。历史在我们的大院故居留下了痕迹:这里在1970年代改名为中纺里,43路公交车途经停靠的这一站叫中纺街。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有部分老居民又陆续迁回了大院,原先大院楼群间的空地上,盖起了很多新的楼房。灰楼也进行了改造,扩大了住户的居住空间。有个当朝阳区政协委员的发小曾请人考察老灰楼的现状,评估后的结果是:放心吧!比现在的一些新建筑还要牢固!但原本宽敞的大院却显然拥挤了很多,其面貌已今非昔比。希望有人来续写中纺里大院的新篇。
2001年初稿,2019年夏修改补充


[1] 参见中央档案馆《中央传阅文件:6/1076》第2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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