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严歌苓：一位具有标杆性的文学人物（六，完）

admin · 发表于 2024-8-15 18:14:21

六，严歌苓作品的深刻主题和她生命的终极追求：关于自由的思考、感悟与弘扬

如本文开头提到，严歌苓被中共封禁，这个严重的文学政治事件发生在2022年2月。

先是2020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并肆虐全国，后来更让整个世界遭殃，严歌苓于3月15日发表文章《借唐婉三字：瞒，瞒，瞒》，怒批中共有关部门瞒报实情的习惯恶行，为曾遭警方训诫并最终染疫身亡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鸣不平，并声援因写了《武汉日记》受到毛左势力猛烈围攻的方方女士。她说，“特别是李文亮的去世给了我特别大的震动。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不讲出这一番话的话，我将来会后悔。我会认为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两年之后，2022年1月，徐州丰县发现一名多年来常年被拴在铁链上的八孩母亲。这骇人听闻的悲惨事件曝光，震惊了中外舆论。严歌苓于2月5日为此发表《母亲啊母亲》一文，喊出她的心痛与愤怒。接着，2022年2月9日，在与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连线谈到海外人士领养中国孤儿必须付高价时，严歌苓按捺不住，怒斥习近平就是一个“人贩子”。这一次有三亿多点击的视频连线，意味这位曾经在中国获奖无数享受殊荣的文学大家与习记中共决裂。

今天回头检视，严歌苓文学生命轨迹的重大转变，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发生的“六四”屠杀事件就已经注定了。

她在1989年秋天离开中国。她自己多次明白表示，在“六四”以后，就是觉得特别失望、痛心，有一种巨大的幻灭感。而另一方面，正是在美国，经过一些年美国生活后，严歌苓在很多观念上进一步发生嬗变，表现出巨大的开放性。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有意义的是她在“文化认同”观念上的开放性。

这一切得以发生，关键在于“自由”两字——美国崇尚自由的社会环境和严歌苓内心对自由的不可抑制的追求。

严歌苓坦言，自由是她一直在玩味在反复追问、思辨的主题。她很多小说都在探索自由这个主题，如前文论述过的《米拉蒂》、《芳华》、《扶桑》和《陆犯焉识》。本文没有论述的《第九寡妇》也是：一个老地主被拘禁在地窖里，失去了自由，但他后来拒绝出来了，就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自由，这个自由是他给自己的。《扶桑》中的扶桑这样一个妓女，其实她心里也是有一片自由的天地，不是别人给她的，而是她自己就有的这种自由，所以她拒绝被拯救。严歌苓说她在《扶桑》里面对自由的思辨是非常激烈的。《芳华》实质是人性自由被压抑、扼杀的悲剧。它追溯悲剧的根源，既呈现了权力和公共意识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塑造和规约，也喻示了这种“塑造”和“规约”如何压抑、扼杀个体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造成个体人格的扭曲和残缺。在《米拉蒂》和《陆犯焉识》，自由价值的追求更是深深震撼读者的心灵。

严歌苓部分作品

真正认识何为“自由”这本身就非常珍贵。作为一个作家，严歌苓特别强调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就是把自由思考的成果自由地表达出来，用无拘束的、没有羁绊的、没有顾忌的方式表达出来。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都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讲自由。

严歌苓回想中共严苛的审查制度，发现真的非常可怕。比如中共宣传部下面的图书司这样一个本来毫不起眼的机构，却手握大权，负责审稿审书，他们掌握着书号，没有书号你就出不了书。那些年她为了出书就不得不做出妥协，心里揣着各种各样的对审查制度的揣摩意识，在潜意识里已经形成了对自己的一道红线。也许自我审查的时候是没感觉的。有时脑筋会突然想一下，这个能不能写？能写到多大一个尺度？有时候她想打一下擦边球，这样或那样表达一下，但果然每次都会被抓出来，就会告诉她，这个话不能这么样讲，这些情节要改掉，等等。逐渐逐渐，她发觉，大部分时间，可能自己已经顺着这种思路拐过去了，从一开始潜意识里就不选择这样的话、这样的情节、这样的细节或这样的表达来创作。那不就变得很可怕了吗？那就是自我阉割，就是自废武功了嘛。严歌苓说她已经意识到她也形成这样的潜意识。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最妨碍创作力的，最伤害原创力的。

严歌苓指出，在民国、五四时期，在1949年之前，无论香港、台湾，还是大陆，实际上大家都是在同一种语境当中。也许香港有粤语的影响，但是在书写文字方面，基本上大家是一种同样的语境。但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不断进行政治运动，不断洗脑，就产生了一大堆套话，一种八股，一种党文化，一种党主导的意识形态。而且根本打不破，因为你已经与党文化合体，它在制造你，你在制造它，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依存的状态，严歌苓觉得这种状态非常可怕。

我想到《无权者的权力》这篇文章。1978年，哈维尔为了纪念与他及其他人联合起草《七七宪章》（Charter 77）并在发表前被共产党秘密警察盘问至死的哲学家扬·巴托契卡，写下此文。他在文中指出，制度目标和生活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的深渊：生活，在本质上是朝向多元化、多样化、独立和自我组织的，简言之，向着它自身的自由实现运动。社会生活的需求是多元、独立和无法预料的，这也是人性的本质规定。极权制度恰恰是要否定生活的这些基本属性，由于它违背人性的性质，必然与民众的生活目标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意识形态”出现了，作为在制度和个人之间创造的一座辩解桥梁，它伪称制度的要求来源于生活的要求。它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去解释世界，赋予人们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让人们欺骗自己的良知。就其本质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国家权力现象，是上升为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统治者的思想意志，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成为统治者社会再造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玩弄意识形态的大师。此党统治的这么多年，它要民众忘掉它制造的灾难，忘掉它犯下的罪恶，它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忘掉，用媒体，用导向，用洗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就说文革。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但是，因为邓小平等中共当权者要维护文革罪魁祸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强力为毛泽东开脱，所以这个决议上的所谓“彻底否定”无非是纸上谈兵，亦非真心实意。况且，中共以暴力加欺骗起家，历来无诚信可言，包括自己签订的决议协议也可瞬间推翻，变成一张废纸。果不其然，文革就被今天的中共当局重新定义了。2018年，中共教育部组织编写并出版使用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将此前“文化大革命”一章撤销，合并为一个专题列入“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一章之内，并删除旧版教科书中“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的“错误”二字和“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表述。该版课文虽然承认文革“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但强调“它的发动，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并辩护意味极重地宣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很短，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在探索中走了弯路。”该教科书出炉后，遭到民众强烈反对。即使如此，2021年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历史错误文革罪行还是被刻意淡化，被轻描淡写。“十年动乱”不见了，并入了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七年”；“浩劫”不见了，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

的确，文革从来没被否定过，严歌苓如许多人一样，痛感这个残酷的现实。也如她切身体会那样，极权的世界控制意识形态，完美其谎言和虚伪。人们不得不装成深信不疑，默许和忍受，如此，人们只能在谎言中生存，与谎言为伍，也是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了这个制度，成为这个制度。当人们接受极权赋予的意识形态后，人们自会成为权力的一分子，在整个权力之下，人人各司其职，成为统一的规范，产生交流、秩序。严歌苓警醒地发现，中国社会已经忘记反右，忘记文革。就像她在《米拉蒂》所描写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1989年那次大觉醒的最后痉挛，短暂觉醒后，经历幻灭，结果又睡过去了。跟现在比较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显得特别美好。那时大家信以为真，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作家将有更多的自由来写作、表达和思考，觉得可能性好像是无限的，肯定是越来越广阔。但忽然之间，一切就过去了，实际上非常短暂。那时候觉得知识分子真的会成为一种担当啊什么的，现在看起来都是梦想。今天很多人内心可能痛苦，因为要装睡，从另一方面看，不能不说是懦弱，很可悲。严歌苓提高到民族性来审视，觉得中国这个民族从心理上到文化上有一种弱点：缺乏自省意识，缺乏反思习惯，所以不断地重复自己的悲剧，不断地制造悲剧，不断地害人，也不断地害己，就这么愚蠢地一次又一次无休无止地恶性循环，就像在一个运行轨道一样，逃脱不出它的那种引力。唐朝的杜牧在写《阿房宫》的时候就已经说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只有两代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就是一代一代的人，哀的都是前人，而自己正在重复前人的悲剧！为什么会重复？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可悲，老在不为自己悲哀。这就是重复的根结。严歌苓说她就觉得中国人命真苦啊，怎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民族性格？！如果这个根子没有被挖出来的话，文革式的精神，文革式的话语，文革式的情感，就永远都还会重复下去。现在这些不是正在中国死灰复燃吗？！相互揭发，互害互斗，这些文革当中推到登峰造极的现象现在不就又开始在登峰造极吗？！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一味独裁专制，实行“精致新极权”的毛左路线，大搞定于一尊的个人崇拜，不是又一次主宰中国的命运吗？！

2022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独立中文笔会将本年度“自由写作奖”授予严歌苓。颁奖词中回溯严歌苓的创作历程，认为她的作品透过不同人物形象表现普世价值和悲悯情怀，显现出丰富的人性，其多部作品更冲破中共当局“土改”、“反右”、“文革”等政治禁区，描写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渺小个体的悲欢沉浮命运，为1949年后的中国人保存记忆。严歌苓无惧打压，“以一人抵抗一国”挑战中共长臂审查，坚守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她长期坚持自由写作并有大量创作实绩，同时努力担当一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不取媚或屈服于当权者，坚持说真话实话，不畏强权。她在成为中国当局打击报复的受害者后，继续坚持自由写作精神和勇气，实为独立作家弘扬自由写作精神的最新典范，令人倍感敬佩。

2022年7月10日，张艺谋电影《一秒钟》在柏林上映时，这位中国各大媒体曾经争相邀请的座上宾，却成了在影院外抗议“德国的中国式审查”的维权人士。

过去二三十年来，严歌苓获得的各种大奖多得无数，但独立中文笔会给她颁发的“自由写作奖”绝对不是多余的。当然，严歌苓是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华人女作家，已远远超出了笔会奖项的范围，甚至可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严歌苓非常感谢独立中文笔会给她这样一个奖，认为这是对她过去和将来的写作最大的鼓励。严歌苓说，她就是信仰“没有自由的写作，等于不是文学创作”这样一个人；借用“白纸运动”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对她来说就是“不自由毋宁不写”。

关于中国未来，严歌苓呼应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中的名言：“活在真实中”。打破谎言，活在真实中，就会对极权制度构成威胁。她说她这个人，唯恐天下不变。今天中国社会，指鹿为马，荒诞到了这种地步，从中国几千年历史来看，一旦到了这种地步，一定会有巨变的，谁也不可能把一个民族压制到这种地步还能持续。她不悲观。她相信，最深的黑暗，就是在黎明之前。

严歌苓的感受正是许多有良知的作家的感受；她的认知在世界华文文坛引起震动，具有标杆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