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新 2001年11月10日,黄英贤当选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那天,是弟弟Toby的30岁生日。十天后,弟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之相依为命的英贤,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半年后,在议会发表演说时,她还提到弟弟,说:“你的生与死,让我铭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是一种什么感觉”。 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或者夹缝里,是一种什么感觉?种族歧视又是怎么回事?对此,黄英贤比很多人都有更深的体会。 1950年代,澳洲有个“哥伦布计划”,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澳留学。英贤的父亲黄锐诚(Francis Wong),马来西亚华裔,便是获奖者之一,1967年,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获建筑学学位。 在阿德读书期间,英俊潇洒的黄锐诚,与美丽勇敢的白人女子简•查普曼(Jane Chapman),相识,相爱。 那是“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澳大利亚”。在“白澳政策”下,作为华裔的黄锐诚,事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嫁给华裔的查普曼,得到的祝福也不多。二人回到黄的故乡,马来西亚的沙巴定居。 黄英贤就出生在沙巴州的首府亚庇。8岁时,父母离婚,英贤与5岁的弟弟,随母亲移居澳洲,定居在阿德莱德郊区。姐弟两个,是阿德少见、学校里唯二的两个亚裔面孔。 英贤回忆说,“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敌意”。很长时间,她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像是外星人。 在小区里,在学校里,姐弟俩常被歧视,有言语的,也有行动的。邻居就是一位粗野、缺乏教养的白人,常对他们说一些充满歧视和不堪入耳的话。有好几次,他们放学回到家,发现院墙上、和门前的车路上,各种涂鸦,写满了不雅的种族歧视的文字。 这是一段黄英贤不愿提起的人生经历。正是这些经历,影响了她的性格,也影响了她的人生选择。 “每一次被歧视,我都告诫自己,要冷静,头脑要清醒”,她回忆说,“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更好一些,更公平一些”。 黄英贤回忆,“不被社会接纳,被边缘化,促使我参与政治,想改变现状”。大学时期,黄的好友、工党党员Lois Boswell告诉她,“你要改变现状,就要参与游戏,参加战斗”。 黄英贤希望,从政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环境,再进一步,能改变澳大利亚。 当选议员后,她没有忘记自己年少时的经历,一再利用联邦议会这个平台,为社会上被忽视的人群发声。 饱受种族歧视、从社会的边缘进入政坛的黄英贤,成为外交部长后,她心目中的澳大利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也就可知一二了。 外交史家Allan Gyngell说,黄英贤是澳大利亚准备最为充分的外交部长。专栏作家Greg Sheridan认为,黄英贤睿智、勤奋、自律、勇于担当。 历史上,澳洲既没有安全感,又常担心被人忘记。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澳洲发言的机会不多,产生的影响有限,很多时候,只是躲在南天一隅,自娱自乐。 19世纪末,日本在亚洲崛起,澳洲大陆的六个殖民地感觉到威胁,便联合起来,成立了澳大利亚联邦。20世纪后,澳洲先是依赖英国,“二战”期间,被丘吉尔抛弃后,转而依赖美国,直至今日。 近些年,澳洲的外交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抱着美国的大腿,赚中国的钱。 星转斗移,时移世易,世界的格局和秩序,正在重组。 在这个重组的过程中,美国会抛弃澳洲吗? 理想主义者认为,不会。英美是表兄弟,都源于盎格鲁撒格逊血统。他们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再说,从“一战”时起,他们就并肩战斗,大大小小,每次战役,都在一起。任何时候,遇到麻烦,他们都会先找自己的表兄弟,AUKUS就是一例。 现实主义者认为,一切皆有可能。无论哪个国家,遭遇紧急关头,当然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至于盟友与朋友,无论多么密切,都在其次。 山姆大叔曾经这样做过,比如,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就抛弃了英国。 那次战争中,英国被迫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殖民地,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曾经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殖民体系解体后,成了一个地区性的中等国家,结果,美国取而代之,与苏联成了主宰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 现在的世界,正在经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最大的变化与重组。 澳大利亚应如何选择?该走向何方? 有人说,澳洲要继续抱紧美国的大腿,无条件地支持老美与中国的竞争。 也有人说,澳洲要面对现实。现实是,美国会逐步退出印太地区,让给北京更大的活动空间。最终,澳洲要接受由北京主导的地区秩序。自从定居在这块南方大陆以来,澳洲人第一次要接受一个在文化、历史和价值观上与自己不同的国家主宰自己生活的地区。 外交部长黄英贤认为,澳洲不应简单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应完全倒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在澳洲,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当选总理之前的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是另外一个。 黄英贤说,我们不能用想象看世界,要现实地、从世界的本来面目看世界。 澳洲是个中等国家。作为中等国家,能力有限,影响有限,可是,不应因此被动地等待,满足于只做个配角,要积极努力地去影响、去改变周围的环境。 中美两个大国,在印太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是必然的,又是一个复杂、漫长、时而有序、时而混乱的过程。 中美两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今后数十年,都要并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占据主导或者支配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两国就会你来我往,不断斗法,印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不再是单极,会变为两极。如果可以变为两极,那么,为何不可以变为多极呢? 一个多极的地区,最符合澳洲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地区,澳洲才能发挥自己的影响,获取最大的利益与好处。 所以,澳洲应寻求一个多极的地区秩序。在这一地区,“美国继续建设性地投入,中国逐步扮演积极的角色,小国的意见和看法受到尊重和重视”。 黄英贤认为,面对当前正在重组的世界,澳洲不能只是旁观,要与这一地区的中小国家一起,寻找共同利益,“让每个小国的主权都得到充分的尊重,然后,再影响这一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的行为”。 黄认为,这是一场争夺影响的游戏,身处不确定的时代,要利用各种工具。化解冲突的方法,也很简单,“少说,多做;少玩政治,多做谋略” 理所当然地,太平洋岛国成为黄英贤的首选,澳洲一直认为自己是“太平洋家庭”的一员。 宣誓就任外长的当天上午,黄英贤即与总理阿尔巴尼斯飞赴东京,参加“四方会谈”。回到澳洲后,不到24小时,又去访问斐济。上任一年来,几乎访问了太平洋上所有的17个国家,在澳洲外交史上,尚无先例。 东南亚是黄英贤的另一重要选项,因为,“东盟是印太的中心”。长期以来,东盟十国努力关注自己的事,坚持不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出生在马来西亚的黄英贤,对故乡一往情深,在东盟,有别人无法相比的优势。 黄以澳洲外长的身份回到故乡,吃了自己童年时喜欢的菜肴,更展示了澳大利亚的软实力。 外长说,她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启示更多的人,“这不是我个人的故事,是澳洲的故事,是澳洲很多移民的故事”。 “半数的澳洲人出生在海外,或是父母一方出生在海外,我的马来西亚传统,只是澳洲人拥有的270多个不同的祖先之一”,黄英贤说。 她相信,自己小时候在故乡的经历,在马来西亚受的教育,有助于加强澳洲与这一地区的关系。 “我的故事说明,我们不仅有共同的过去,更有共同的未来”,黄告诉她的马来西亚听众。 上任一年来,黄英贤的想法和做法,不仅源于她少年时在澳洲的经历,另外一个因素,是她的祖母赖凤欣的影响。 黄英贤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往与家人,祖母是个例外。黄在很多场合,公开的,私下的,多次谈及祖母,以及对自己的影响。 “祖母身材矮小,几乎不识字,充满了爱和谦卑,是我认识的最坚强的人。战争蔓延至马来西亚的时候,她和家人住在山打根。” “家里的大部分人死于战争,祖母凭着超常的毅力和生存的欲望,用自己弱小的身躯,独自面对无法形容的困苦与艰难,撑起了一个家,抚养我的父亲和其他孩子。 黄英贤说,“她对我的影响,不在她的言语,而是她的生活。她生存的毅力告诉我两件事:要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要记得自己的义务,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做点什么”。 “每次遇到难处,我都会想到她,想到她所遭遇的一切”。 黄英贤想要的澳大利亚,源于她自己年少时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的成长经历,也源于祖母赖凤欣日据时期在马来西亚山打根对生活的期盼。 在社会的边缘成长,在文化的夹缝中成功的黄英贤,希望给澳洲寻找一条类似的道路,在世界的边缘成长,在文明的夹缝中成功,所依靠的,则是祖母所遗传的毅力、韧性、与坚强。 澳洲成就了黄英贤。黄英贤想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澳洲。 自1970年代,废除“白澳政策”以来,澳洲实行了成功的多元文化政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 多元文化是黄英贤成功的社会和时代背景。 可是,成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在进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后,黄英贤也一再遭遇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 去年9月,她在议会发言中说:“自从我来到这个国家,种族歧视一直困扰着我,从孩提时代的校园,到现在的联邦议会,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即使现在,作为联邦参议院的工党领袖,我还能听到这种种族歧视的言论,每一次,都让人心痛”。 面对种族歧视,不能逃避,要面对,要改变。黄英贤想要改变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运,她要改变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和社会。 作为第三代华裔,黄英贤的生活之路,是海外华人生活的写照。她的成功,是几代海外华人追求的结果。无论身在何处,他们总是不断努力,在逆境中前行,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让生活更美好! 即使困难重重,他们总要尝试,也总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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