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奋——《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序

本文节选自《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为金国藩先生写“自述”，断断续续，原计划两年完成，最后花了三年多时间。从他八十七岁，做到九十出头。让他等了。

　　金先生是知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光学工程教授，是中国计算全息技术和二元光学的开拓者。而外界所知甚少的是他漫长的生命记忆、见证的时代。

　　“自述”的最后修改，是今年一、二月间，在美国南部休斯敦。不料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千多万人的大都市武汉封城隔离，中国几近停摆。每天睁眼，手机微信里多是不好的消息，使人坐立不宁，唯叹地球之微，生命之脆弱。以举国之力，所幸中国疫情缓解。但又在欧美亚数十国蔓延，病亡惨重，客居中的美国成为疫情震中。

　　我与金国藩先生相识，缘于友人、金先生次子金纪湘。作为FT记者常驻北京时，我多次听闻他家三代人与清华的缘分，心生好奇。

　　1909年，纪湘的祖父金涛先生，考取首届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同行者有梅贻琦、王士杰等。他在康奈尔读土木工程，同学中有读农学的胡适。因读得痛苦，胡适常打牌消磨时间。他在日记中记载，一中国学长力劝自己少打牌，就是金涛，时任康奈尔中国同学会会长。回国后，他长期任铁路工程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父亲金国藩，清华大学光学工程教授，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姑姑金国芬，清华自动化系教授。纪湘是第三代，也毕业于清华，主修计算机。三代人中，有十多位清华人。

　　2016年年初，我回母校上海复旦任教。我随口问纪湘，可否请父亲做个口述史。对此我并不抱期望。过去多年，我至少动员过十多位老人，鼓动他们写自传或口述，但都碰了壁。其中就有我的导师和前辈。他们带着独有的记忆离世。每走一位，历史的网就多一个窟窿。没多久，纪湘转告，老爸听了我的想法，愿意试试。这让我意外惊喜。第一次见面，是2016年3月15日，我去北京蓝旗营小区金先生家拜访。最后一次访谈，是2019年12月27日，还是在他家。据我记录，面对面访谈共十五次，平均每次三小时，总长超过四十五小时。若加上电话、微信或电邮沟通，访谈超过五十小时。访谈多半在他北京家中。我也借去北京开会、出差之便，挤时间谈一次。怕金先生着急，也专程飞过北京。金先生好客，好几回访谈从家里聊到外边的餐馆。为不让我京沪两地奔波，他两次到上海女儿家小住，以方便我采访。我通常下午两点半到，不影响他午睡。

　　正式采访前，我就金先生的履历做了些功课，对重要的时间节点，列了一百多个记忆块，像一棵记忆树，挂满了待采摘的果实。比如，他少年时代在北平的日常起居，就有近十个记忆块。每次访谈前，金先生会先做些功课。

　　口述历史的传主，多半年迈。记忆已遥远，细节茫然。金先生很耐心，对我各种角度的盘问，从没表露出不耐烦。他的合作和放松，给了我更多信心与勇气。不过，作为科学家，他的答问多半简约，有时短短几字，不及冰山一角。我不得不查阅更多资料，助他挖掘更深的记忆和细节。他不热衷政治，骨子里有逍遥之气。“文革”时，别人在武斗、喊口号，他去颐和园昆明湖游泳。

　　我与金先生事先约定，这份自述可能公开出版。他同意。我很怕“出版”两字会影响访谈的开放与坦诚。如果不时闪出读者的窥视，采访很容易无意识间背上一个牢笼。作为访谈者，我只希望在背景里。这是金先生的人生。

　　每次访谈都会整理成文字实录。从实录看，三个小时的访谈，长达一万多字，时常涵盖近百个问题。访谈的另一个陷阱是，混乱的时空勾连。历史从不是线性的，逻辑也从不干净。聊到尽兴处，金先生常常不经意话题一转，轻松跳越二十年，比如从解放初一跃进入“文革”。我会聆听，而后把他悄悄拉回到约定的计划。有时金先生跟我搞拉锯战，多个回合我才成功。拉他回来，是因为他还没交那堂课的作业。

　　身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国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金先生在中国科学界，特别是光学界，为同行熟知。专业领域外，公众对他是陌生的，媒体报道也有限。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对科学家的关注度越来越弱，媒体对科学报道无太强兴趣，科学传播与启蒙更是滞后。1915年，赵元任、杨铨等中国学人创办民间团体“中国科学社”，“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长达近半世纪，对启迪民智、启蒙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素养影响极大。金涛先生当年也是学社一员。

　　1949年以后，出于自我保护，金先生不再写日记或记事，原始资料可谓空白。于是，第一手访谈，成为还原传主历史、重构记忆的唯一途径。

　　口述历史，虽是个人史，仍应该是信史。人的记忆，常常不可靠。撰写过程中，相当时间用于事实甄别、核实，从人名、地名、机构、时间、地点，到事件、背景、术语。书中一定还有漏网的错误，责任在我。

　　需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口述史，我并没将主脉放在金先生的专业研究，更着重他个体的经历与见证。科技研究，只是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金先生每天记录“流水账”。他夫人段老师告诉我，老金日记是纯粹流水账，只记事，无任何情绪、好恶的流露。我建议金先生自选若干，作为“自述”的补白，对中国光学研究也有史料价值。另一个发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给次子纪湘的数十封家信。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读者，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微信一族，很少见识过书信或手稿，或从家书中感受“古老”的书写传统与温情。还有辗转觅得的老相片。

　　做口述历史，为抢救记忆。记忆如同深埋矿藏，挖掘不易。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伦敦邂逅一位犹太裔精神分析医师。他问我，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为何中国人精神病发病率很低？我说，我非精神病医师，但我深知中国人对苦难的忍耐力与生存意志。

　　我涉足口述历史尚早。1985年，毕业留校，曾与低我一届的复旦中文系同学高晓岩搭档，做过中国大学生百人自述。晓岩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我们京沪为界，完成近四十个访谈。部分作品发表在《报告文学》、《中国文学》（日文版）、《开拓》等杂志，后结集《世纪末的流浪》，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事过三十多年，萌生一念，很想找回当年的他们，如牟森、叶铮、傅亮等同辈人，再做一轮，将两个时代合为一集，应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学文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BBC制作《百年沧桑话中国》广播纪录片，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特别是民国人物自述录音，包括李宗仁、胡适、陈立夫等人。这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功德。德刚先生做东，请我在唐人街上海餐厅进餐。他一口安徽乡音，告诉我，所幸留下了这些口述，可惜太少。

　　那次还采访了曾与宋庆龄共事的鲁潼平（民国政要鲁涤平之弟）、张学良秘书和东北大学前校长宁恩承。另有一位年近九十的旅美侨领，可惜名字已淡忘，四个月后，他儿子写信到伦敦，告知他父亲已去世。他说，我的访谈是他父亲生前的最后口述，想要一段录音放在追思会上。

　　1997年，九十七岁的陈立夫到纽约，专程为宋美龄百岁祝寿。我正巧在美国出差，应邀出席他学生设的接风午宴。为便于我采访，主人把我安排在立夫先生隔壁。席间，我不便问他太多问题。他说，孔孟之学最终将复兴中国的。他特别关照已八九十高龄的老学生：“老人就像古董花瓶，上面已有好多细微裂缝。好好保护，就能传下去。老人，绝对不能跌跤。”这是他最后的口述。

　　十多年前，我父亲去伦敦小住，我提出做他的口述史。他很犹豫，觉得自己太普通，无记录价值，不想做。我说，每个普通人的历史都有价值，记录了，他就存在。他不想让我扫兴，同意了。晚餐散步后，我们约定聊一个小时，从幼年一直聊到晚年，有录音记录，持续了一个月。可惜几次搬家，磁带已不知藏身何处。老爸已八十八，趁他记忆、体力还好，想尽快补做，留作家史。

　　三年下来，与金先生的缘分，都在这本薄薄的自述里。我问他，这个自述读起来，像不像你。他说像的。这让我快慰。口述史访谈，有其残酷的一面。访者不得不撬开传主不愿回望的痛苦记忆。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追踪一些看似平常的细节和琐事。金先生可能问，穷追不舍的那些细节真的有价值？历史恰恰由细节编织而成。我只是个夜深的打更人，轻敲每一扇黑窗，期盼里头闪出一豆灯火，点亮记忆。

　　金先生很淡定。对这本迟迟落地的自述，他也有焦虑的时刻。他在微信中问过几次书稿进展，委婉提醒他已上了年数。其实我比金先生更焦虑。去年圣诞后，我从上海去北京看他，核实细节。聊得晚，他留我在家里便餐。告别时，他照例送我到电梯口。我随口感叹：“终于快完成了！”他笑着冒出一句：“幸好，我还没死。”

　　自述原计划在金先生九十寿辰时出版。中国人有逢十纪念的传统，觉着圆满，让我破了规矩。去年秋，他陪我在清华园散步。路过二校门，我要他带我看看照澜院一号故居。站在残破的门外，金先生很平静。这栋院落，有他父亲和钱伟长先生为邻时留下的故事。


　　金先生一生经历过磨难，也有快乐。不过，他不善于表达大悲大喜。他的语汇简短，几乎不用形容词。感叹处，最多说一句：“压力大极了”“好极了”“难受极了”“困难极了”……短短几字，也是他人生最简约的表达。

　　初稿的十五六万字文字实录，渐渐浓缩成了六万多字。一些重要事件与细节，访谈中前后重复闪现。金先生的记忆，虽属简约版，却诚实、牢靠。重要的事实，始终只有一个版本。作为采访者，我习惯与被访者保持适当的距离。自述出版之际，我想表达对金先生的敬意与景仰。他是最好的中国知识分子，忍耐、包容、人格独立，一生为国。谢谢金先生的信任，允我搅动他的记忆，特别是痛苦的岁月。

　　近年中国出了许多好书，但都缺索引。很多译著，也丢了原著索引，给阅读和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按照规范，本书特地编制了人名索引，备查。

　　杨迪同学重新校订了人名索引，特表谢意。

　　2020年1月7日，上海赴旧金山航班上。4月改定于休斯敦。2021年10月改定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