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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冰 最近澳洲人有点忙：在总理、维州州长、墨尔本市市长相继访问中国以后，我这个戴瑞滨市前市长，也‘蹭热度’带了一个(非官方)代表团进行了一次为时两周左右的访华之旅。 其实我在新冠疫情之前几乎每年都会带一个或大或小的西人代表团访问中国。不但是完全费用自理，而且还有各种操心琐事。这可真是一个辛苦活；但我似乎乐此不疲。 有人要问了：既然辛苦，那为啥还要一去再去？ 道理很简单：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让那些‘老外’朋友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日新月异的发展。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么？ 而另一方面，其实我也还存在着一点点的‘小私心’。为什么说还有那么一点小私心呢？听说过‘廉颇老矣，尚能饭乎？’这句古话吗？或许是我过于敏感，但我总觉得有人似乎在背后嘀嘀咕咕(我耳朵发热了)：都算是澳洲的过气政客了，老老实实干你的医生得啦，还瞎蹦哒什么呀？殊不知咱虽说是‘老骥伏枥’，仍然是‘志在千里’呢!我想通过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老将出马即使不是一个顶两，但顶一个还是绰绰有余的。作为具有几十年工党党龄的我，即将得到‘终身荣誉党员’称号，在党内好歹也算是略受尊敬的‘老同志’啦。口说无凭，有话为证：前两天参加小区活动时就听见几位工党议员/部长在说‘谁都知道蒋天麟……’嗯，这该算是一种称赞吧？嬉嬉。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作为海外第一个新中国背景的(前)华人市长，促进澳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不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么？ 又要套用俗语了：说到容易做到难!本来我即使在卸任市议员以后还几乎每年率领大大小小的西人代表团访问中国。各种组织安排对我来说还真是小菜一碟、轻轻松松。可因为新冠疫情，我已经有六年没有回去过；以前的各种熟人关系亦大都‘失联’，需要‘重起炉灶另开张’。 好在此地的总领馆大力支持；还帮我联系了全国侨联。本来么，我曾被聘为海外顾问/委员多年；确实也该前往拜访一下。而我一位事业有成回国发展的IT专家也热情联系了合肥市政府。仗着我当年帮助戴瑞滨市与合肥市建立友好城市的‘功劳’，‘合肥之友联谊会’也应承接待。就这样，访华代表团的行程初步成形了。 话说此次中国之行还真是一波三折、枝节横生。这次访华之行其实早在半年多前(嗯，大概比我们总理州长他们策划得都早)就开始酝酿了。在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那些‘洋大人’们：本来信誓旦旦很感兴趣，表示愿意前往的；可结果都临时掉链子，以各种理由不去了。弄得我这边手忙脚乱。 可我这个人虽说缺点不少，但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从不轻言放弃。即使是在会里 (我们这次是以澳亚文教经贸健康促进会的名义组团的；我是该会创会会长) 几位骨干都想打退堂鼓的时候仍然坚持不懈。 也算工夫不负有心人吧!最后，终于找到了足够的人员。但访华时间却大大推迟。嗯，本来以为可以替总理州长访华打前站的，这下成了第四波梯队啦。开个玩笑，哈哈。 我们从墨尔本出发，抵达上海时已是晚上了。促进会秘书长与我好友安排的驾驶员一起前往接机。 出关，拿行李。到了南京路的酒店以后大家都已筋疲力尽。秘书长生病，后来错过了多个重要活动。这里还真要感谢我的好友，专门为我们准备了温馨的夜宵，博得西人朋友们的一片赞声。这位好友(也是我的病人)不但安排接机，后来还精心安排送机及请大家吃饭。我很不好意思，但她说：‘(当年)你治好了我的病，我一直记在心里呢!’啊啊，如果我所有的病人都能像她那样该有多好!不过我这个人还有一个毛病(优点)：做了好事自己从不记得；但和那位好友一样对别人的好总是念念不忘的。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乘坐高铁前往北京。现在的高铁真是厉害：上海到北京才四个半小时!记得当年(我小时候)从上海到北京，坐火车花了差不多一天一夜。你说这不是发展进步是什么？ 下车伊始，我们便立即前往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因为那时侨联领导们大都外出公干，所以就由北大处处长在博物馆接待我们并作参观。博物馆设计布置得很好，但貌似有关澳洲华人的不算太多。博物馆领导解释说因为馆内陈列品都是由各个国家的华人华侨捐赠的，所以无法面面俱到。突发奇想：是否应该发动我们澳洲华人多捐献一些史料？几位老外朋友一个劲儿的说我应该‘榜上有名’。我笑说自己还没‘千古’呢 (当然馆内人物亦有仍然健在者)。 老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北京第二天和此地华联会一位好友联系(他正好也在北京)；承蒙他安排招待我们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兼晚宴。那些个洋人朋友们也一个个穿上了清朝官服过了把瘾。我说自己(清朝)黄袍已经穿过好几回了，下次穿汉服照相去。不知哪位高手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在哪儿能让我满足这个愿望？ 俗语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些老外们去了北京岂能不去长城？团里亦有华人朋友没去过的。于是特意安排他们去了长城故宫。我则抽空去看望了一下住在北京已经年迈的老丈母娘和一位姨夫。充分利用了时间：公私兼顾。 下一站是近年来发展很快的宁波和余姚；参观了几个高科技公司；也得到宁波余姚市侨联的接待。可惜由于行程安排太紧，以致团里几位年老体弱的西人们叫苦连天，只能回酒店休息。而所住酒店的临时更改，也增加了不少往返时间。 在余姚还见到侨联一位工作人员，酷似我当年在澳认识的朋友。回澳后我还专门(吃饱了撑着)把以前的老照片翻出来转给她。她看后也笑称真像! 这次访问的重头戏无疑是合肥。合肥近年来可谓是发展迅速。想当年我任戴瑞滨市议员及市长前后帮助两市建立友城；那时合肥仅有一家五星级酒店(我带去的一位西人朋友还曾经想收购一家酒店经营。可惜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达成协议。不然的话我每次去大概都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呢)。现在高级酒店估计都不下几百了。 我那位在IT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朋友真是热心，专门派人派车全程招待。还安排我们参加了当时正在合肥举办的世界制造业博览会。我说要好好谢谢她。她说不用：‘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大概，这就是真正的友谊吧？不辞辛劳、不计较个人得失。实属难能可贵。 我们在合肥还受到了副市长及合肥之友联谊会会长的接见，并且参观了包公祠、名人馆及科技创新馆等等。 回上海后我们又得到了浦东侨联领导的接见并参观了与医疗高科技有关的公司企业。作为职业医生，我自然很感兴趣。 在上海我还干了一件‘私人大事’：与几近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一些中小学同学见面了!感谢微信，把我们这些原来大都‘失联’的同窗们又聚在了一起。抚今忆昔、感慨万千!想当年，我们也曾经年少。光阴荏苒啊，再相逢已是老年人啦。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到两周的访问结束了。那些洋人朋友、尤其是几位第一次访问中国的临行前仍然依依不舍，反复说一定要再来。有一位职业摄影师(据知拍了不下数千张照片)还计划在近期举办一个摄影展。我自己尽管已经累得够呛，但还是兴高采烈地答应他们下次再组团。虽说自己出钱出力自掏腰包，但这毕竟是在做好事啊! 此次的活动还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做人做事格局要大。格局不大者办不成大事；即使侥幸办成了也不能长久。愿与大家共勉之。 最后还要再次感谢所有为我这次组团提供实质性帮助的朋友们，包括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及国内新结识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愿澳中两国之间的友谊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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