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路新 2001年11月10日，黄英贤当选澳大利亚联邦参议员，那天，是弟弟Toby的30岁生日。十天后，弟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之相依为命的英贤，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半年后，在议会发表演说时，她还提到弟弟，说：“你的生与死，让我铭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是一种什么感觉”。 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或者夹缝里，是一种什么感觉？种族歧视又是怎么回事？对此，黄英贤比很多人都有更深的体会。 1950年代，澳洲有个“哥伦布计划”，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澳留学。英贤的父亲黄锐诚(Francis Wong)，马来西亚华裔，便是获奖者之一，1967年，毕业于阿德莱德大学，获建筑学学位。 在阿德读书期间，英俊潇洒的黄锐诚，与美丽勇敢的白人女子简•查普曼(Jane Chapman)，相识，相爱。 那是“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澳大利亚”。在“白澳政策”下，作为华裔的黄锐诚，事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嫁给华裔的查普曼，得到的祝福也不多。二人回到黄的故乡，马来西亚的沙巴定居。 黄英贤就出生在沙巴州的首府亚庇。8岁时，父母离婚，英贤与5岁的弟弟，随母亲移居澳洲，定居在阿德莱德郊区。姐弟两个，是阿德少见、学校里唯二的两个亚裔面孔。 英贤回忆说，“周围的环境充满了敌意”。很长时间，她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像是外星人。 在小区里，在学校里，姐弟俩常被歧视，有言语的，也有行动的。邻居就是一位粗野、缺乏教养的白人，常对他们说一些充满歧视和不堪入耳的话。有好几次，他们放学回到家，发现院墙上、和门前的车路上，各种涂鸦，写满了不雅的种族歧视的文字。 这是一段黄英贤不愿提起的人生经历。正是这些经历，影响了她的性格，也影响了她的人生选择。 “每一次被歧视，我都告诫自己，要冷静，头脑要清醒”，她回忆说，“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更好一些，更公平一些”。 黄英贤回忆，“不被社会接纳，被边缘化，促使我参与政治，想改变现状”。大学时期，黄的好友、工党党员Lois Boswell告诉她，“你要改变现状，就要参与游戏，参加战斗”。 黄英贤希望，从政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环境，再进一步，能改变澳大利亚。 当选议员后，她没有忘记自己年少时的经历，一再利用联邦议会这个平台，为社会上被忽视的人群发声。 饱受种族歧视、从社会的边缘进入政坛的黄英贤，成为外交部长后，她心目中的澳大利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也就可知一二了。 外交史家Allan Gyngell说，黄英贤是澳大利亚准备最为充分的外交部长。专栏作家Greg Sheridan认为，黄英贤睿智、勤奋、自律、勇于担当。 历史上，澳洲既没有安全感，又常担心被人忘记。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澳洲发言的机会不多，产生的影响有限，很多时候，只是躲在南天一隅，自娱自乐。 19世纪末，日本在亚洲崛起，澳洲大陆的六个殖民地感觉到威胁，便联合起来，成立了澳大利亚联邦。20世纪后，澳洲先是依赖英国，“二战”期间，被丘吉尔抛弃后，转而依赖美国，直至今日。 近些年，澳洲的外交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抱着美国的大腿，赚中国的钱。 星转斗移，时移世易，世界的格局和秩序，正在重组。 在这个重组的过程中，美国会抛弃澳洲吗？ 理想主义者认为，不会。英美是表兄弟，都源于盎格鲁撒格逊血统。他们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再说，从“一战”时起，他们就并肩战斗，大大小小，每次战役，都在一起。任何时候，遇到麻烦，他们都会先找自己的表兄弟，AUKUS就是一例。 现实主义者认为，一切皆有可能。无论哪个国家，遭遇紧急关头，当然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至于盟友与朋友，无论多么密切，都在其次。 山姆大叔曾经这样做过，比如，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就抛弃了英国。 那次战争中，英国被迫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的殖民地，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曾经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殖民体系解体后，成了一个地区性的中等国家，结果，美国取而代之，与苏联成了主宰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 现在的世界，正在经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最大的变化与重组。 澳大利亚应如何选择？该走向何方？ 有人说，澳洲要继续抱紧美国的大腿，无条件地支持老美与中国的竞争。 也有人说，澳洲要面对现实。现实是，美国会逐步退出印太地区，让给北京更大的活动空间。最终，澳洲要接受由北京主导的地区秩序。自从定居在这块南方大陆以来，澳洲人第一次要接受一个在文化、历史和价值观上与自己不同的国家主宰自己生活的地区。 外交部长黄英贤认为，澳洲不应简单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应完全倒向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在澳洲，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当选总理之前的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是另外一个。 黄英贤说，我们不能用想象看世界，要现实地、从世界的本来面目看世界。 澳洲是个中等国家。作为中等国家，能力有限，影响有限，可是，不应因此被动地等待，满足于只做个配角，要积极努力地去影响、去改变周围的环境。 中美两个大国，在印太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是必然的，又是一个复杂、漫长、时而有序、时而混乱的过程。 中美两国，作为超级大国，在今后数十年，都要并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占据主导或者支配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两国就会你来我往，不断斗法，印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不再是单极，会变为两极。如果可以变为两极，那么，为何不可以变为多极呢？ 一个多极的地区，最符合澳洲的利益。在一个多极的地区，澳洲才能发挥自己的影响，获取最大的利益与好处。 所以，澳洲应寻求一个多极的地区秩序。在这一地区，“美国继续建设性地投入，中国逐步扮演积极的角色，小国的意见和看法受到尊重和重视”。 黄英贤认为，面对当前正在重组的世界，澳洲不能只是旁观，要与这一地区的中小国家一起，寻找共同利益，“让每个小国的主权都得到充分的尊重，然后，再影响这一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的行为”。 黄认为，这是一场争夺影响的游戏，身处不确定的时代，要利用各种工具。化解冲突的方法，也很简单，“少说，多做；少玩政治，多做谋略” 理所当然地，太平洋岛国成为黄英贤的首选，澳洲一直认为自己是“太平洋家庭”的一员。 宣誓就任外长的当天上午，黄英贤即与总理阿尔巴尼斯飞赴东京，参加“四方会谈”。回到澳洲后，不到24小时，又去访问斐济。上任一年来，几乎访问了太平洋上所有的17个国家，在澳洲外交史上，尚无先例。 东南亚是黄英贤的另一重要选项，因为，“东盟是印太的中心”。长期以来，东盟十国努力关注自己的事，坚持不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出生在马来西亚的黄英贤，对故乡一往情深，在东盟，有别人无法相比的优势。 黄以澳洲外长的身份回到故乡，吃了自己童年时喜欢的菜肴，更展示了澳大利亚的软实力。 外长说，她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启示更多的人，“这不是我个人的故事，是澳洲的故事，是澳洲很多移民的故事”。 “半数的澳洲人出生在海外，或是父母一方出生在海外，我的马来西亚传统，只是澳洲人拥有的270多个不同的祖先之一”，黄英贤说。 她相信，自己小时候在故乡的经历，在马来西亚受的教育，有助于加强澳洲与这一地区的关系。 “我的故事说明，我们不仅有共同的过去，更有共同的未来”，黄告诉她的马来西亚听众。 上任一年来，黄英贤的想法和做法，不仅源于她少年时在澳洲的经历，另外一个因素，是她的祖母赖凤欣的影响。 黄英贤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往与家人，祖母是个例外。黄在很多场合，公开的，私下的，多次谈及祖母，以及对自己的影响。 “祖母身材矮小，几乎不识字，充满了爱和谦卑，是我认识的最坚强的人。战争蔓延至马来西亚的时候，她和家人住在山打根。” “家里的大部分人死于战争，祖母凭着超常的毅力和生存的欲望，用自己弱小的身躯，独自面对无法形容的困苦与艰难，撑起了一个家，抚养我的父亲和其他孩子。 黄英贤说，“她对我的影响，不在她的言语，而是她的生活。她生存的毅力告诉我两件事：要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要记得自己的义务，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做点什么”。 “每次遇到难处，我都会想到她，想到她所遭遇的一切”。 黄英贤想要的澳大利亚，源于她自己年少时在南澳首府阿德莱德的成长经历，也源于祖母赖凤欣日据时期在马来西亚山打根对生活的期盼。 在社会的边缘成长，在文化的夹缝中成功的黄英贤，希望给澳洲寻找一条类似的道路，在世界的边缘成长，在文明的夹缝中成功，所依靠的，则是祖母所遗传的毅力、韧性、与坚强。 澳洲成就了黄英贤。黄英贤想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澳洲。 自1970年代，废除“白澳政策”以来，澳洲实行了成功的多元文化政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移民。 多元文化是黄英贤成功的社会和时代背景。 可是，成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在进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后，黄英贤也一再遭遇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 去年9月，她在议会发言中说：“自从我来到这个国家，种族歧视一直困扰着我，从孩提时代的校园，到现在的联邦议会，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即使现在，作为联邦参议院的工党领袖，我还能听到这种种族歧视的言论，每一次，都让人心痛”。 面对种族歧视，不能逃避，要面对，要改变。黄英贤想要改变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运，她要改变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和社会。 作为第三代华裔，黄英贤的生活之路，是海外华人生活的写照。她的成功，是几代海外华人追求的结果。无论身在何处，他们总是不断努力，在逆境中前行，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让生活更美好！ 即使困难重重，他们总要尝试，也总在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