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20年记：经历了黄金时代的中国 这样改变了世界

                        撰文：夏念梓 12/10/2021

2001年11月9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多哈开幕，这是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贸组织会议。11月10日，当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在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敲响手中的木槌，现场的中方代表一片欢腾。在往后的官方叙述中，这一历史时刻被称为“一锤定音”。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名成员。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为关贸总协定（GATT），组织负责监督成员经济体之间有否执行各种贸易协议，具有制定和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及解决成员之间贸易争端等功能。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Bank）一起支撑起二战后的全球经贸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恢复席位后，根据《关贸总协定》，原可顺理成章加入GATT。但由于“政治挂帅”和冷战意识形态的壁垒，当时的北京认为GATT是一个“富国俱乐部”，由西方国家主导，决定置身事外。直到1986年，中共领导人才改变态度，正式递交申请“恢复加入关贸总协定”。

谁曾想，从“恢复席位”再到“申请入世”，这一过程竟然走了15年之久。在这15个春秋中，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则换了4位。中国内部亦经历了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这两代领导人的换届，走过了“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头二十年，尝试市场经济改革、农业“包产到户”和创立经济特区，却造成了财富分配不均与官僚腐败；继而经历89春夏之交的政治动荡，一度面临西方外交孤立和制裁；过度倚重制造业和出口的单一产业结构限制了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的进一步改革和转型，但同时，民族主义暗自滋长，特别是经过了97和99年的港澳回归和2000年北京申奥成功后。举国欢腾中，无人会怀疑，站在千禧年伊始的中国已准备好向世界进一步开放。因此，入世的“世”，是“世贸”的“世”，也是“世界”的“世”。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

2002年1月28日，中国第一任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在代表团揭牌开馆仪式上向世界保证：“中国将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基础上，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各项承诺，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为换取世贸的“入场券”，必须削足适履。中国做出了一系列妥协，包括降低商品关税、开放服务贸易、允许市场定价、取消出口补贴和税收、结束国家对国有企业商业运作的影响，以及实施改革以加强问责制。其中若干条款的严苛程度甚至超出了另一发展中大国印度加入世贸所接受的条件；例如为中国特设的过渡审查机制(Transitional ReviewMechanism)，该机制要求在中国入世的第一个十年期对其遵守情况进行定期审查。这些激进的自由化承诺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甚至被一些人认为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入世十五周年，《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将“入世”称为“‘与狼共舞’的冲击”，将开放中国市场称为“‘引狼入室’的考验”。

时任总理朱镕基更大刀阔斧地改革汇率系统（图片来源：AP）

然而，“入世”对二十年前正追求“机遇”且不惧“挑战”的中国来说，意味着本国产品能获得更多进入外部市场的机会。北京最终基于现实层面考虑，同意大幅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以获得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机会。包括江泽民和朱镕基等当时中共最高决策者继承了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时，时任总理朱镕基更大刀阔斧地改革汇率系统，革除官方汇率与调集市场汇率的“双轨制”，令人民币大幅贬值，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一大外贸优势。

邓小平曾明确表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中共第二、三代领导人表达中，全球化及入世是改革开放道路的必然导向；更要“以开放倒逼改革”。世贸被视为继联合国后中国重返和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对于北京来说，入世亦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那就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后，全面回归国际政经舞台的标志和信号。

15年间，西方政界和学界曾多次激辩是否采纳中国入世的建议，特别是基于中共以往的人权记录。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等其他成员暂停了与中国代表团的谈判；1992年谈判恢复时，欧美国家亦为谈判进程增设了更多条款。对此，中国代表团抛出了“世界同样需要中国”的双赢理论。正如北京所预测的，中国庞大的人口和潜在的购买力将为全球提供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大市场。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是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首先肯定了中国入世的积极意义。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有理想主义的期望：如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派学者所相信的，中国这个占世界1/5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若融入国际供应和资本市场，与全球经贸体系相互依存，经济改革最终将推动政治改革。也正是在这一预设下，中国入世的这后二十年里，西方对中政策从围（containment）一步步走向交往（engagement），甚至达至战略伙伴（strategicpartnership）。



中国的“黄金二十年”与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得益于内外环境利好，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后的中国经济出现了“爆炸式”增长。2000年，中国GDP只占到世界GDP的3.6%。现在中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

在中国入世后的二十年里，世界货物贸易总额将近翻了一番，而中国货物出口增长了7倍多，与此同时，中国货物进口增长了近6倍。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服务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从2005年的3%增至2020年的6%。服务进口增长更加迅猛，从2005年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3.3%，增加到了2020年的8%。中国在这“黄金二十年”内创造的经济奇迹令经济学家咋舌，所谓的“中国模式”开始被众多发展中国家竞相效仿。

同时，中国也乐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入世”前，中国刚获得2008奥运的申办资格，这两件事开启了中国的外交机遇期。因此当2003年胡锦涛接棒江泽民执政后，中国的外交很快进入全盛时期，多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均有创新和突破。除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东盟各国联系，更召开中非峰会、建立与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以及各个地区强国双边战略协作和对话框架。中国同时担当了更多国际组织和多边制度的职位、参与了更多重大国际规则的制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维和行动、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法庭、国际法院等。中国在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全球贸易新一轮谈判、全球金融改革与危机应对、全球防扩散与反恐怖主义、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大改革等多个国际议题中的表现也得到广泛承认。入世十余年，中国已和全球17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经贸联合和其他合作关系。


2008北京奥运（图片来源：AFP）

对于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组织和全球政经体系的西方学者来说，中国积极打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正符合他们的预期。在一段时间内，欧美各国政要也乐于见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积极派员参与联合国事务，特别是派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协议，以推动全球化合作。

从参与者到主导者：中国急速提升的国际话语权

2019年6月，曾任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的屈冬玉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击败两位分别受到欧盟和美国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在他之前，已有三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由中国人领导*。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由其他四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担任领导的机构都不超过一个。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多国不满，彼时已有声音提醒国际社会应对中国快速提升的国际组织影响力保持警觉。

经过这二十年的积极扩张，透过参与国际事务、加入大量国际组织并担任要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以倍数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也从参与者变为主导者，在国际和地区范围内划分新的势力范围，典型的例子包括由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以及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很快将其快速提升的影响力用于国际政治议程设定（AgendaSetting）；尤其是在“一个中国”的议题上。一旦中国蓄积到一定的话语权，就会对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造成进一步压制。例如在允许两岸三地同时入会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中方多次施压，令台湾代表多次受阻或被迫降级出席。自陈水扁作为民进党候选人当选台湾总统后，多年来台湾总统一再无缘峰会。2020年，台湾如何参加一年一度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度成为焦点。中国外交部指中国台北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而台湾方面则回应指，台湾一直以都以正式会员身份参与APEC，绝非“中国”一部分，否决中方所指的“重要政治前提”。

*2013年6月，时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总干事，并于2017年11月再获连任，任期至2021年。2014年，信息通信技术（ICT）工程师赵厚麟当选国际电联秘书长，并与2018年11月再次当选，2019年1月1日起开始他的第二个四年任期。2015年8月1日，曾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总干事的柳芳就任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秘书长，并于2018年8月1日再次连任，任期三年。

若将视线回到世界贸易组织，也同样能发现，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开始在世贸组织成员间引发矛盾。美国和欧盟一直指责中国政府提供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进而导致其向全球各市场倾销商品。从2002 年到 2019 年，中国卷入了 65 起世贸争端——21 次作为申诉方，44 次作为被诉方；65起争端中，约八成与美国（39 起）和欧盟（14起）有关。而有智库分析认为，贸易上高度依赖中国的经济体，例如台湾和韩国，是因为担心中国政府实施报复，一直未对中国发起过任何申诉。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同样受到挑战。作为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可在世贸中获得一定的特殊待遇，这令一些发达经济体开始反对中国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张。

2019 年 2月，美国提议对世贸进行改革，为“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制定更严格的资格要求。作为回应，中国与印度等八个发展中国家联手反驳美国的提议，并表示支持世贸允许成员自行指定地位的做法。

另一饱受争议的焦点是，世贸内部争端解决机制似乎正在对中国失去效能。北京被指对世贸所做出的裁决行“表面功夫”。在过往的争端中，中国曾被揭对万事达卡和VISA卡等外国支付服务的市场开放不足。世贸随后认定，中国将银联列为人民币支付卡交易清算的垄断供应商，违反了世贸规则。根据该裁决，中国国务院于2014 年宣布将向外国支付服务开放市场，但直到2020年初，万事达卡、美国运通等公司才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中国银行卡业务，足足拖了六年。

国际风云变幻，中国黄金时代不再

世贸组织内部的紧张局势因2018年后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持续加剧。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争。一山容不下二虎，世贸首当其冲，成为主战场。

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完全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使用不公平竞争手段；中国则坚称自己完全履行入世承诺，且拥抱多边主义，反而是美国实行单边主义霸权，对华采取不正当的关税打击。战火方兴未艾，足足烧了三年有余；美中双方断断续续举行了多轮贸易谈判，但成效见微。新一任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基本延续了前任的关税措施，仍对大量中国商品施加高额关税。高关税下，中国对美出口却未如预期般下跌，反而迎来了两位数上涨，制造业也未“回流美国”，反因疫情留在中国。华盛顿与北京在斗而不破中，似乎陷入了拉锯战般的僵持状态。

唯一运行受阻的却是世贸组织。特朗普在位时期多次指责世贸组织偏袒中方，妨碍“美国制造”，威胁若不进行改革，将退出世贸。2019年12月，世贸上诉机构美国籍法官格雷厄姆届满卸任后，美国拒绝提名，使得机构无法达到最低三人的议事和审查人数，令这一争端解决机构正式停摆，被视为是世贸创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随之而来新冠疫情瘫痪全球物流，更令贸易保护主义急升，全球贸易量锐减。到2020年8月，世贸总干事阿泽维多提前离任。职位悬空半年后才由尼日利亚候选人伊韦阿拉填补。伊韦阿拉上任后就表示，贸易改革的矛头不应对准中国，若中方感到自己成为各国针对的目标，改革将寸步难行。与此同时，美日欧多国正联合发起动议，要求遏制中国的工业补贴；显示新任世贸总干事仍无法带领组织走出阴霾，迈出改革步伐。

事实上，随着疫情的延续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因应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规模和影响力，令国际组织本身遭到不少批评。世界卫生组织（WHO）因在疫情初期无法及时和有效预警疫情传播状况，遭外界质疑，更被批评是屈于中方压力才迟迟不肯宣布新冠疫情已构成全球紧急卫生事件。而在新冠疫情溯源问题上，世卫亦无法说服中国将武汉疫情爆发初期的关键数据交给调查团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身上。因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所引发的风波，国际奥委会对此的应对以及过往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立场，饱受批评。虽然国际奥委会试图以“静默外交”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但相比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高调捍卫运动员人身安全的坚定立场，外界不免质疑和指责国际奥委会因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而姑息和淡化彭帅事件，也令国际社会杯葛北京冬奥的呼声日益强烈。

北京近年来在新疆、香港等问题上的人权纪录也引起国际关切，成为其继续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大掣肘。早前，国际刑警组织新一届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时，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彬郴当选亚洲地区执行委员。国际人权组织和对华政策跨国议员联盟（IPAC）对此表示抗议，认为胡彬郴的当选有可能令北京借国际刑警组织之名，滥用“红色通缉令”，在世界各地逮捕异见者。

2019年，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图片来源：AP）

当对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的国际组织影响力的担忧和警惕，成为西方主流声音，在国际政经舞台上，五眼联盟、欧盟及日本等国开始寻求绕开中国影响力，或与之抗衡。这与20年前，国际大环境对中国“入世”的欢迎态度大相径庭。而在国内，与往昔不同，官方未见高调纪念“入世”20周年，当防疫和“清零”仍被中国各级政府当成首要任务而严防死守之际，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也不再是中南海领导人强调的重点。

回望这二十年，“入世”后的中国不出所料改变了世界，未来的二十年里，世界有否可能改变中国？

无论怎样，唯一可以证实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因“经贸入世”而带来“政治松绑”的幻想已然破灭，剩下的恐怕只有对中国“锐实力”的警惕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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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歪脑 于      2021-12-21